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普遍贫穷，穿麻儿窝（用麻编织的一种鞋子）的人就算是富有。那时，读书是一种奢侈。我的家乡北碚,号称重庆的文化重地，竟没有一家书店。虽然，因“四川船王”卢作孚先生早年的苦心经营，小城北
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让我从小感到读书神圣。学校之外，我读书最多的时候就是跟着父亲生活之后。那时我不过10岁，父亲调往一所地处乡下的中学任教。父亲所在的教研室旁边就是学校的图书室，那里的女管理员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城里去，父亲为了假期中安顿好我们几兄妹，从管理员手中要来钥匙，每天把我们关进去，让我们任意在书海里吮吸。
没有见过那么多书：一排排高大的书架横竖排列，厚薄不一的图书挤得密不透风。每天一早，我们兄妹就取了钥匙赶往那里。先是沉迷于民间故事、神话小说和童话，什么乌兹别克民间故事、哈萨克斯坦民间故事，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克雷诺夫寓言，就是那个时候读的。后来，随着兴趣的变化，读书逐渐转向，先是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后来读《红楼梦》、《家》、《春》、《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儿女英雄传》，再后来对苏联小说着迷。印象中，那时除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竟没有读到过一本娃娃书。可见，当时中国自有版权的图书不多。
记得，读小学四年级时，一次下课后边走边看苏联小说《海鸥》，让班主任老师发现，老师走过来，拿过书去翻了翻，惊讶地问：“看得懂吗？”那时，我就读的小学学生多是农村的孩子，即便是镇上小街居民的孩子也没有读书的条件。小街上既无书店，更无图书馆。有条件读书的孩子，全校难找出几个，我因此成了另类。时过境迁，老师满脸的惊讶，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主人公卡佳、费佳的名字，竟深深镌刻在我心里。那以后，《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团的儿子》、《恰巴耶夫》、《日日夜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牛虻》陆续走进我的记忆。直到后来反右斗争，父亲被清洗出教师队伍，我才失去阅读的优厚条件。现在回想，我那是赶上了一个难得的读书好时期。
反右斗争以后，苏联小说渐渐淡出。在我就读的中学，同学们热议的读书话题是《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保卫延安》。在那同时，民歌、民间文学也成了我和同学们热衷的阅读偏爱。好在那时学校的图书馆已经拥有大量的图书；与学校一街之隔的区图书阅览室，报刊种类也达到丰富的程度。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结伴去学校对面的北碚图书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抄写民歌和新诗，《人民文学》和《萌芽》成了我们的最爱。
16岁考进中专，正是我身心成长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可面对的却是物质与精神营养的双重匮乏。饥饿之下，课外阅读悄然消失。在校一年，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同学捧读课外书。一年之后提前毕业去远离城市的煤矿，读书更成为奢望。但即便那样的条件下，我竟然能够从同学手里悄悄借到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据说那是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而特意出版，只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可不知同学从那儿弄到煤矿来。惟其因为来路神秘，借阅的要求也颇为苛刻：一天之内必须归还。为了一天之内读完，我竟然在一天劳作之后熬通宵。
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匮乏，让人饥不择食。一个月的收入仅有18元，我还能每月抽出几毛钱来买书。好在那时的书便宜，一本130页的《热风》才4毛8，一本246页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也不过8角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发行的鲁迅全集单行本，两年之内我全部买齐。读鲁迅成了我当时业余生活的主题，余下的时间就是从报纸上摘抄诗歌，我手头至今保存着当年抄写的两本诗集。这么多年过去，我却至今记得诗人闻捷的《我思念北京》中的诗句：“我是如此思念北京/像白云眷念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还有张志民的《秋到葡萄沟》诗句：“秋到葡萄沟/珠宝满沟流/亭亭座座珍珠塔/层层叠叠翡翠楼”。
文革开始了，所有可读的书都突然消失。新华书店只有三种书卖：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鲁迅著作、《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等“革命读物”；不带政治色彩的技术专著，比如《赤脚医生手册》。企业的图书馆，也不例外。造反派都去“抓革命”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不革命的，就只有“促生产”。每天上班无事可做，我就去坚持每周三天开放的企业图书馆借马列著作。几年下来，竟然做了一大堆笔记，为以后成为企业理论教员打下厚实的基础。
不过，即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不时偷吃“禁果”，悄悄借读“封资修”的书。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左拉的《劳动》，卢梭的《忏悔录》，斯当达的《红与黑》，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双绣花鞋》都是那时偷读的。文革时期，读“封资修”的书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次，同事上班时带来一本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神秘兮兮地让我翻了翻。却不料，还没下班，就有保卫部门的人找上门来，阴阳怪气地问今天上班看了啥书。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高尔基的书。”“这‘尔基’不是个洋人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对方就高八度地吼叫：“苏修的代表，封资修的垃圾！”
“四人帮”倒台后，情形渐渐好起来。先是可以通过关系，借读到只有宣传部门才能购买和阅读的“内部书”，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完整版的《金瓶梅》，就是那时读到的。后来的《译林》和《新华文摘》，更是经常刊载国内外名篇，让人大快朵颐。卡夫卡的《变形记》、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那时走进我的视线的。
文化禁锢的解除，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柏杨先生那本论“酱缸文化”的书在内地出版时，矿上一位小青年从重庆带回这本薄薄的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至今难忘。打那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一天比一天开放，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书慢慢被引进来，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凯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翻译引进。书店里，图书馆中，可读、能读、好读的书越来越多。每每走进书店，常有进入圣殿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