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无论于中国于全世界，大抵都是20世纪的一个有着永不磨灭的特殊印记的时代。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像60年代这样切近又这么遥远。饥饿，激情，沸腾，阶级战斗，上山下乡，忆苦思甜……这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转折
“阶级斗争为纲”下的创作
这是当时《人民日报》报眼位置所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革命化的政治路线引导下，60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始终没有离开和走出斗争的圈套。
被称为60年代标志性作家的浩然，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作品因为其鲜明的政治路线，而成为“文革”时期影响最大的小说。关于浩然及他的这部作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有着这样的评价：浩然先生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与当时河北文坛上另一位文学新人刘结棠相映成趣。但从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绝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浩然先生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现在三四十岁一代人恐怕很难忘记这些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平心而论，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先生的小说了。这倒不是因为在文化专制年代里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题材”，也不是他“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正像在大饥荒时代里人们可吃观音土，但并不是说这种土就是食物，它不过是有充饥的功能而已。
“题材”即作品的“内容”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教育”、“教育意义”是文学生产中很重要的要害词，当时，我们的国家频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如“传统教育”、“革命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几乎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是和现实政治任务相互配合的社会动员。因此，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色和价值的标准，不仅看它写得如何，更看它写了什么，用当时的语言说，叫做“政治第一，质量第一”。这样，“题材”即作品的“内容”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一种主要的规定性。
1961年年底，《红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全国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全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同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红岩》看作“共产主义的教科书”。不到两年时间，《红岩》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至2000年《红岩》已有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实际上，即使在《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已成定局的今天，中青社的一些老编辑还是认为《红岩》从文学上讲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还不到或者说还没有修改到出版的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而，假如当年的编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红岩》出版后的盛誉，他们就会把它抓得更紧，下的工夫更大。因而，《红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这一问题在文学的语境中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入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场和话语网络中，才可能找到它的位置及其特异之处。
由于题材上的禁区，60年代一些作家们转入了历史题材的写作，出现了不少历史题材作品，这其中最具广泛影响的当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是在被批斗的“逆境”中开始《李自成》的创作的，用10个月的时间“偷偷摸摸”完成了第一卷的创作，讲述了崇祯十一年冬天，农民起义运动走入了低潮，闯王李自成在潼关大战中败北，但他并没有就此气馁，克服重重困难重振雄风，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李自成》在1963年出版后，深受好评，《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中这样说道：“小说的成功，一方面是人物刻画真实细腻，性格复杂化，且都带有人情味，在当时情况下，令读者耳目一新……除作品自身因素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当时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经济正走向复兴。李自成从失败走向复兴的史实，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符合人们对未来重新充满信心的心理需求，很容易引起共鸣。”
《十万个为什么》传奇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为什么鸽子能从遥远的地方飞回自己的家？“为什么”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少年儿童不竭的求知欲，自然界里千变万化的事物，吸引着每一个热情、好问的少年儿童。《十万个为什么》，这是所有中国孩子都不会陌生的书，直到今天仍是孩子们的科普读物首选，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本身已成为一个传奇。从1961年4月开始出版算起，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十万个为什么》共出5个版本，销量高达1000多万套，1亿多册。在国外，美国曾选译出版过它的部分内容，并评论“这是一部编写得较为成功的书籍”。
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短缺和一定程度的“书荒”使少儿读物出版量增大。当时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三编室专门负责编纂少儿自然科普读物，而此前的书都薄薄的，内容简单而生硬，没什么影响，室主任王国忠考虑，能否为孩子们编写一套真正有分量的自然科学“百科”式的回答各种问题的书。这便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缘起。
为了保证科普读物的科学性，需要对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严密把关。为此，我国很多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都对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亲自为它撰稿、审定，把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对青少年成长的殷切希望倾注在了这套书里。在1965年《十万个为什么》修订时的审稿人名单上，是这样一些闪光的名字: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大家。
唱革命歌曲 看革命电影 送革命故事书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大批中国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经在山西定襄县官庄公社插队的一位北京老知青回忆说，1969年春节当天，二十几个知青起床格外早，他们面向首都，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高唱《东方红》。
60年代人们脑海中拂之不去的，有着太多的记忆，虽然国家之间关系风云变幻，他们仍不免神往中国与前苏联交好时的流风余响，与50年代生人一脉相承，理想被涂抹上了一道温暖的底色。那舒缓深情的手风琴，醉人的爱情、友情，成为镶嵌60年代生人生命路途的心灵之灯。那幽静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在冰面上一路迅跑的《三套车》，那深情的《喀秋莎》正站在峻峭的岸上，他们看着《红莓花儿开》，唱着《共青团员之歌》，想像着《光荣的旗帜在自由地飘扬》，同志们勇敢前进，相信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快乐……
那个年代，血总是热的。电影《创业》拨响了他们的心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时代水乳交融。《雷锋日记》封面那个戴着棉军帽、手握冲锋枪站在青松下的年轻人，成为多少人的偶像，一本《青春之歌》几乎被他们翻烂。而“英雄儿女”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永远让人惊心动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兴起了一股破除旧习俗、树立革命新风尚的潮流。许多家长改变了给孩子“压岁钱”的老习俗，改送革命故事书、革命歌曲选、乒乓球拍、文具等“新事物”；春联内容也革命化了：“人民公社千家福、社会主义万载春”“忆苦思甜永远不忘共产党、展望未来更加热爱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