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在这一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大批文化人（包括出版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自文革爆发，出版工作就受到了严重冲击，出版机构大量撤销，新书出版量大幅下降，到1969、1970年左右，共和国出版文化事业进入了最低潮的一段时期。
非常年代的出版
在那个非常年代，一切出版活动均以政治为指针。在几乎一切图书均被禁绝之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则受到了无以复加的重视，创造了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发行纪录。据统计，1966年到1976年，全国共计出版图书91869种，印数为300.17亿册（张），其中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画像以及单张的语录、诗词达108亿册（张），占到该时期图书总印数的36%。其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印数分别为96486万册（24121.5万套）、8412.9万册、102749.8万册。
“革命样板戏”图书是文革中第二热的出版领域。1969年10月28日，姚文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智取威虎山》的文学剧本即将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建议通知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音乐曲谱本、舞台美术设计及舞蹈程式的本子。从此，“样板戏”剧本及相关图书开始大量问世。“样板戏”图书全国究竟印了多少，其数据不得而详，恐怕也无从考据。据有关资料，仅北京地区，1970年到1972年，《红灯记》等6种“样板戏”的剧本和画册总印数就高达3115万册；而上海出版的《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则印了500万册以上。
除此之外，当时能够一路绿灯放行的大型出版项目恐怕只剩下马列著作、鲁迅著作等少数几个了。
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特例。文革前夕，章士钊研究柳宗元思想的《柳文指要》完成。在那个年代，对这种内容上属于“四旧”的书籍，别说是出版，就是保存下来也很难。然而，就是在文革中，《柳文指要》却意外地出版了。1965年6月，章士钊将《柳文指要》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得到了后者高度评价。毛泽东虽然指出该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同时也说，“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毛泽东甚至亲自改正文稿中的错别字，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其后，《柳文指要》的出版尽管经历了一些周折，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还是在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在废除稿酬制度的年代，相关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送给作者一万元。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将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
毒草・书荒・手抄本
不单大多数中外名著不能出、不能卖、不能读，而且“十七年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亦被打成“毒草”。记者看到，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艺批判材料》上，将《刘志丹》、《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暴风骤雨》等60部作品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与“毒草”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书荒”。当一切图书都打成了“封、资、修”的“毒草”，书店不能销售，图书馆不予借阅，家里不敢收藏，“书荒”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不过事情总是这样，生活中越是缺少什么，人们就越发渴求什么。就像饥饿的人会掘地三尺找食物一样，人们挖空心思找书看。这些书中，不乏“封、资、修”的“毒草”。甚至，当时海关“走私”进来的不是什么名贵商品，而是古旧书籍。1973年底，广州海关向国家出版局反映，从香港、澳门和国外邮寄进口的古旧书籍日益增多：其中四大名著，当年春节后半个月内邮寄进口数为6909部，而10月12日至20日的9天内，就达11190部；其他如《聊斋》、《儒林外史》、《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也有不少。
“书荒”亦催生了“手抄本”现象。没有书可买，那就抄：既抄出版过的，也抄没出版过的。后来人们统计，文革中流传较广的手抄本文学作品有30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张宝瑞的《梅花党》以及佚名作者的《少女之心》等。
况浩文回忆说，《一双绣花鞋》原名为《在茫茫的夜色背后》，初稿完成于1958年。1964年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找到况浩文，请他将小说改编成了剧本，但“文革”爆发，电影没有拍成。当时在全国串联的红卫兵看到了这部作品，遂开始了第一轮传抄；后来，大批知青下乡，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第二轮传抄。《一双绣花鞋》“走红”了，作者却倒霉了：1966年到1973年，况浩文因这部小说被关了8年牛棚。直到1979年1月，这部作品才第一次变成铅字，刊于《红岩》杂志。此后，它更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内部书与地下阅读
1970年代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内部书（更流行的名称是“黄皮书”、“灰皮书”。书上都标有“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或“内部发行”等字样）的出版。记者几年前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先生了解到，“黄皮书”、“灰皮书”的出版开始于1960年代初，文革爆发后中断，1971年后逐渐恢复，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乃至1980年代初。据张福生介绍，1960年代初，“黄皮书”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出版社有一个名单，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实际上，这些“内部书”很难完全限定在“内部”，它们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传出来。看看这些书名：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拉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难想象，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对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们来说，这些书会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翻阅今天60岁左右的学者、作家的回忆文章可以发现，其中不少人都有偷读禁书和内部书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因书而改变。
张木生曾详细回忆过他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历。他的母亲是党内知识分子，可买到内部书，这就给他的阅读带来了很大便利。到内蒙插队时，他就带了几箱子的书。这些书包括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不断革命”论》，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动力》，“西马”大家卢卡奇、马尔库塞的书，以及四卷本的《全国右派言论集》等等。通过阅读，张木生完成了自我启蒙。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反对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早在1969年，他就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其说法；1980年代初，他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参与了农村改革的设计……
韩少功在《七十年代》一书中，将文革时期称为“漫长的假期”，在这个假期中，他主要做的事都与书有关。阅读灰皮书、黄皮书成了他非常难忘的记忆。像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德拉吉斯等人的著作，他都是通过皮书接触到的；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局外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书，无疑极大地开阔了他的文学视野。“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录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韩少功说。
……
如果单纯钩沉那个年代的地下阅读以及各种读书小组、文艺沙龙、“民间思想群落”（朱正琳语）的活动，我们也许会恍然觉得提前来到了80年代。这就像李零所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
不过，这话恐怕是就少数人而言，并不适用于那“沉默的大多数”。1978年，当陈丹青到北京读大学，他惊讶地发现：“京城‘文革’期间竟然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他们在70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生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陈丹青尚且如此，遑论生活在小城镇和乡下的人们。
告别“书荒”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和政治、经济领域一样，出版领域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国家出版局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其内容为：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时任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的王匡表示，要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随后，为解决“书荒”问题，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建国以来出版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最终确定的书目包括《唐诗选》、《宋词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子夜》、《安娜・卡列尼娜》等35种图书。因为文革期间长期不印书，仓库里根本就没有纸，最后动用了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储备纸，才解决了“纸荒”问题。1978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了将有一批文学名著在“五一劳动节”销售的消息和详细的书目。
很多人对1978年“五一劳动节”人们排队购书的景象记忆犹新。从4月30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书店门前聚集，并排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队伍。队伍中有一些年长的人，拿着报纸，按照书单饶有兴味地为年轻人讲解每一本书的来龙去脉，一起度过那焦灼的等待时光。5月1日清晨，京、沪、穗等地新华书店门市部前已是人山人海。书店一开门，读者蜂拥而入，甚至挤坏了书店的门窗柜台……一位读者回忆说，当时大家以为开放这些文学名著只是暂时的，所以都怀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心态。――在黑屋子里禁锢久了，人们甚至不敢相信阳光会一直普照。然而，改革开放的历史列车一旦启动，就不可阻挡。“书荒”岁月一去不复返……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新中国出版五十年》、《大动乱的年代》、《七十年代》、《灰皮书，黄皮书》等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