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藤萝的淡紫色在月光下变成梦一样虚幻的色彩，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和
时光进入1980年代，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老师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写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结果，全班四十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因为欣赏林甫的“梅妻鹤子”。（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翌年，我的一篇习作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
其实我的“写作”早已开始：多年以前，十七岁从东北第一次回京探亲，曾经野心勃勃地想写一个长篇，叫做《雏鹰奋翮》，（好笑的是，当时还曾经一度传为手抄本）一个女孩凌小虹和一个男青年任宇的故事，写得非常投入，写了大约有将近九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在单薄的片叶纸上写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这篇小说应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可惜没有结尾。
第二篇小说获了《十月》首届文学奖，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非常特殊的――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那真是日新月异的时代，都市在变，校园在变，人们的观念更在变。法国画展来了，买票的队伍一直排到了灯市西口，在《马拉之死》的真迹面前，人头攒动，如果不是警察出动，被挤被踩太有可能。而时装方面大家共同经历了瘦腿裤、喇叭裤、直筒裤、萝卜裤、水磨牛仔裤、腿肚上系扣的水仔裤乃至领子上别小徽章、戴镀金项链和走私蛤蟆镜时代，终于皮尔・卡丹率先走了进来，流行色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散发着魅力。淡金色、银蓝色、橄榄绿色……正是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构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美，让我顿悟文字也绝不应当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我开始写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准备投给《收获》。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动情处，竟会趴在桌上大哭一场！当时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放学之后，我和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在我居住的北方交大的铁道边。
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的老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后来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着实令人感动。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我至今仍是个羞于表达的人，比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惭愧。
总之，没有背景没有家世没有关系没有后门，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傻乎乎地凭着年轻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诚，闯入了文坛。要感谢的，是那时的编辑，感谢他们在一大堆自然来稿里发现了我，说到底，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纯粹。
八十年代是百废俱兴的年代，电影亦如此。法国电影回顾展开幕正逢我身怀六甲，却也骑着破车坚持看完了全部四十部片子，每天电影院门口都是比肩继踵，每天要无数次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有富裕票吗？――十年的禁锢让中国像一个饥饿的孩子，那么渴望尝到所有可以尝到的一切。而中国的电影革命似乎是从《一个和八个》开始，那时知道了有“第五代导演”之说，神奇的是我刚刚知道了这个，便与《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合作了一把。
片名叫《弧光》。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的。写一个被世俗社会认为疯了而实际上只是不愿因循传统思维的女孩子。张军钊导演把它推上了银幕。自小便觉得拍电影神秘，总想看看拍摄过程。开机那天在密云水库。三九天，水面结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人声鼎沸的冰场。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着女主人公，而寻觅到的却是一个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为了增加声势，用卡车拉来了许多群众演员，那时每人劳务费只有两块钱，但大家兴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样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当直升机降到不能再低时，卷起一阵大风，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阳棚，大家一片惊叹。所以后来镜头中的那些遮阳棚实际都是趴着的，只不过因为俯视角度看不出来而已。旁边一位电影界的元老哼唧着：第五代真能折腾，连航拍都敢玩!待到粗剪片出来之后，和导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结束，心中还在不断地怀疑：这是不是我写的那个《弧光》？然后想起陈凯歌让原作者、编剧阿城看《孩子王》时阿城的回答。他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弧光》正式公映的时候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记得校长观后问我对学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能转到中文系，校长很痛快地答应了，就在一夜之间，我终于真正进入了我热爱的领域！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资深记者在《文艺报》发表重要文章，以《弧光》为例，认为影视改编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举之例亦有《红高粱》等等，此文引起了一场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
1987年1月，第三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京召开。那是真正的文学的盛会，相互久已闻名而终于谋面，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感觉。曾经有一晚，我们在扎西达娃的房间里唱了整整一夜歌，那时真是年轻啊，好像永远不会老……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海火》的创作。
《弧光》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海火》的出版均是在1989年。而那时，全民都卷入了另一场风波，待风波结束，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了。
而在当下，随着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文学早已被边缘化，显然，作家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但我相信，即使是在读图时代，文学也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希望”正是对文学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可能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声遗憾的道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