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然，1913年3月11日生于山东鱼台县。上中学时，他就受党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因而被学校当局开除。193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告别课堂，投身革命。1938年4月，他来到延安，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主要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他曾协助范文澜先生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国文选》，并写作了《苏维埃运动史》。这些经历表明，他既是一位颇有资历的老革命，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历史学者。
1958年，中央领导部门决定中华书局改组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正是在这个时候，金灿然调入中华书局，出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在那之前，经历了公私合营改造的中华书局以出版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书刊为主，古籍出版工作虽未完全停顿，但所占比重很小，编辑力量也十分薄弱。金灿然到任后，一面将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书刊的业务陆续转移了出去，一面将原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
金灿然深深感到，想办好中华书局，首先是要延揽到更多精通古籍业务的编辑人才。几年内，金灿然从各地调来了宋云彬、杨伯峻、孙人和等一大批专业人才。他还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合办了古典文献专业，他总说，这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百年大计，有了这个专业，古籍整理事业才能后继有人。他提倡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是当编辑匠，要多读书，多从事研究，多写文章。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很多学者型编辑，并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一个传统，不能不说与金灿然的提倡有关。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符合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他向有关领导提出“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了不少“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到中华书局工作。――这种在今天看似很好的做法，在当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却有可能被攻击为“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文革中，这就成了金灿然“招降纳叛”、“搞右派分子集中营”的罪状）。
在金灿然这种用人方针下集结来的专家，自然十分珍惜一展所长的机会，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年逾花甲的宋云彬经常工作至深夜十二点；杨伯峻在干校劳动仍无法忘情《春秋左传注》；陈乃乾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但他毅然同意加盟中华，从上海调到北京时请求将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竟包了一节车皮……
在几年内，中华书局相继整理出版了古籍名著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国榷》、《庄子集解》、《论衡集解》、《太平经合校》、《藏书》、《焚书》，以及著名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晋三国南北朝诗》、《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类书《初学记》、《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永乐大典》等也相继影印或编校出版，著名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也在顺利推进中。
就在工作局面已完全打开的情况下，不幸降临到了金灿然头上。1963年，他查出罹患脑瘤。两度手术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而更大的灾难则来自于政治领域。1964年，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与文化部相关领导关系密切的金灿然不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惧。如果抛开“帝王将相”和“死人”，古籍整理该怎么做？中华书局书越出越少，越出越难，原来准备公开出版的变成了“内部发行”，已经排版或付型的被封存了起来。金灿然一改以前的开朗活跃，一日日沉默寡言起来。
1972年，金灿然在北京含冤去世。虽然金灿然尚未得到平反，但在弥留之际，还是有胡愈之、叶圣陶、尹达、夏鼐等老朋友赶到医院看望。追悼上更是有于光远、王益、邓广铭、陈翰伯、陈原等几十位老战友、老朋友前来做最后的告别。
金灿然一生著述不多，做出版工作是为人作嫁，因此普通读者中，知道这个名字的并不多。然而，在新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和出版人心中，他是备受推崇的。著名出版家陈翰伯曾写诗说：“平生佩服金灿然。”著名学者蔡美彪说：“谈到‘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我特别怀念的是金灿然同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的出版史也将记下这个名字。
（本文参考了《回忆中华书局》、《我与中华书局》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