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起，陈原开始担任重新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他在商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经一年多一点的筹划，在1982年商务建馆85周年前夜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第一辑50册。
事实上，早在1953年，陈原还在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时，他就已按照中宣部的部署开始进行世界学术名著的选译工作。他组织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年）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1958年译印外国学术著作的任务移交商务印书馆后，上述总目录成为商务1959年拟订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
入主商务之后，陈原强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陆续刊行，将是振兴中华、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之一”。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胡企林回忆称，陈原极其重视出书质量，曾严肃指出：“选题应贵精不贵多，宁可少些，但要好些”，“选译的著作应该是真正的代表作”。“汉译名著”第一辑书目从陈翰伯任职商务时期已译印的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中初步选定，并通过各种方式就此书目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为了完成把美好的作品呈现给大众的期望，陈原组织邀请全国最权威的哲学、法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汉译名著”的选题论证，国内外遍寻最新、最佳的版本引进译介，寻找最合适的译者翻译审定。陈原不仅逐一审定序跋和出版说明，提出有的要修订或重写，而且亲自过问封面设计和版面设计工作。他强调封面要庄严大方，标识新颖（如以蒲公英的图案表明出书的旨趣），具有商务自己的风格，还就扉页、环衬、书眉、勒口、外文版权、排版格式等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及至看到第一辑问世，陈原“感到由衷的喜悦，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并欣然撰文，称：“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写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行之际》，陈原，人民日报1982年2月5日）至今读来仍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1984年，邓小平同志作出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古今有定评的世界名著都翻译出版。是年11月，在陈原主持下，商务召开了“汉译名著”规划座谈会，到会学者专家有102人。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认为“汉译名著”的出版反映着时代的需要，是有益于振兴中华的文化事业。
1989年12月，第二次“汉译名著”规划座谈会在北京香山召开。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回忆称，会议之前，陈原找了胡乔木，请他对丛书的选题规划提些意见。胡乔木特从上海发来贺信，认为“汉译名著”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为开展这项文化事业提出了不少建议，如进一步拓宽名著选题、扩大译者队伍等。这次座谈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学者近百人，学者们热情很高，许多人都是带着现成的提案来的。有些学者既出选题、提建议，又主动承担了翻译任务。这次会议对丛书的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出版原则是在这次会上经过学者的广泛讨论决定的。
“汉译名著”的第三次选题规划座谈会是1994年在北京郊区的龙潭宾馆召开的。在这次会上，专家学者提议将丛书选题的截止时限下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放开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一提议获通过，这使得西方晚近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得以收入丛书。
今年恰逢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400种，不仅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也向几十年来为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敬意。其实此举对于逝世五周年的陈原先生，也不啻为最好的纪念。（本文参考了《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