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编审曾建飞从1963年开始参加《中国植物志》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退休，退休后仍从事这项工作。对于这部卷帙浩瀚的科学巨著的出版过程是亲历其间的。当记者问及他对这段经历的最大感受时，他的回答简短得令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科学巨著。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该书的编研和出版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一协作规模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全国6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经过四代人的艰辛努力才得以完成。有5位主编，其中4位主编已经去世了。现任主编是95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
一个国家能否编写、出版植物志，不但标志着一个国家植物学研究的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出版水平的体现。曾建飞介绍说，在国外，完成得比较快的《苏联植物志》用了25年，《巴西植物志》用了66年。有些植物志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却仍未完成，如《秘鲁植物志》、《东非热带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用了27年，仅完成了三分之一。《中国植物志》自1959年首卷出版，到2004年全部完成，历时45年。1959-1963年出版了三卷册以后，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出版。统计表明，有一半的书籍是在1991-2004年出版。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一些植物学家在《中国植物志》出版过程中的多舛命运折射出这部巨著出版之不易。曾建飞讲述了俞德浚、胡先?先生与《中国植物志》的一些故事。
俞德浚一生研究蔷薇科植物，早在1965年，他和他的助手们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蔷薇科第一部分，即该志的第36卷的编写工作。1966年5月开印在即，“文革”开始，所有出版业务被迫停止，俞德浚满怀期待的“新生儿”出版无望，他充满了疑惑和失落。1969年科学出版社被迫撤销，“一锅端”到“五七”干校，此前将稿件和在制品销毁。是出于对《中国植物志》第36卷的怜悯，抑或作为“脱离实际”的批判材料，该书作为内部资料印了100册，既无说明，也没有作者，粗糙的黄色封面。《中国植物志》恢复出版时，俞德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中国植物志》第36卷得以正式出版。
“文革”结束后，俞德浚出任《中国植物志》第三任主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植物志》迎来了第一个出版高峰，1979年出版了10个卷册。俞德浚和他的助手们也着力于蔷薇科植物后半部分即第37、38卷的编写工作，第37卷如期出版。第38卷是蔷薇科植物志的最后一部分，1986年，该卷交稿后不久，俞德浚不幸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希望能看到凝集他一生心血的最后一卷蔷薇科植物志的出版，经社领导批准，该卷作为急件，院印刷厂的师傅们加班加点，在俞德浚去世前的10天，将10册精装的《中国植物志》第38卷快样书，送到他病榻前，满足他的心愿。
胡先?却没有那样幸运，他早在1964年就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山茶科初稿，还没来得及编委会审稿，“文革”开始，胡先?在劫难逃，更谈不上出版植物志。
胡先?的最大功绩是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和命名的水杉。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随着第三纪全球气温的逐步下降和第四纪冰川的剧烈影响，最后孑遗于我国湖北、重庆和湖南交界处，1945年由我国植物工作者在湖北省利川县采得标本，几经辗转，终由胡先?与郑万钧于1948年定名为水杉，共同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一文，此项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重要成就，震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由于历史原因，胡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深居简出，1964年曾建飞拜访胡先生时，他蜗居在北京石附马大街他参与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的平房内。胡先?曾渴望能着手编写《中国植物志》，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种子植物科属志》,这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最基础的资料。他在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说：“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编纂《中国植物志》。凡编纂各科植物专著，应同时编纂《中国植物志》。”1968年，这位“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正直科学家不幸去世，终生遗憾没能见到他自己编写的植物志出版。
当然俞、胡两先生只是庞大编研队伍中的两个颇令人寻味的典型例子。曾建飞特别强调，还有许许多多个个体的人生与《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交织在了一起，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好在往事并未如烟，历史、时代记住了参与这项浩大工程的每位参与者。2008年《中国植物志》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编研、出版的各方代表登上了中国出版的最高领奖台。随着《中国植物志》声誉日隆，给生者带来鲜花与声誉的同时，也算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与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