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做久了，有时的确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只能感受到无限接近他人的愿望和过程。那是一种微观的，
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钱林森先生的这部《和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录》生出了很多感喟：感喟他在一如既往地沉浸于法国文化、文学的同时却能够有足够的冷静确立、捕捉自身的存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充分理解他“捕捉‘他者’跃动、鲜活的文化精魂，来丰富自我”的努力，充分理解他构筑对话平台的努力。
这在今天不是那么容易。比较学科有过令我们欢欣鼓舞的时刻，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的后殖民学者们就已经过于清醒地意识到“差异”――不仅是平面的差异，而且是纵向的权力差异――为比较学科带来的阻碍。这二十年里我们不是一直在忧虑比较学科的未来吗，后现代的学者们忧心忡忡地说，必须建立在“差异”之上的比较文学有走向末路的征兆。在这样的形势中，我们有可能问的一个问题是：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在哪里？
然而钱先生似乎没有时间过多地耽搁在理论的陷阱里，他有的只是坚持。也许，如果说平等对话是有可能的，或许读完这部对话录，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从来不曾自生自灭地“在”那里，它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于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钱先生陆陆续续实现了二十九次对话，二十九次人为的“碰撞”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统一的主题、统一的方法和丰富的内容构成整体。这在而今充满了怀疑、彷徨的比较学界里简直是一座小小的，耀眼的乌托邦。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个华裔院士程抱一，汉学家程艾兰、谢和耐、于连、戴鹤白、马悦然、郁白，翻译家李治华、雷维安、杜特莱，华裔艺术家或作家朱德群、赵无极、熊秉明、山飒……这些不仅仅是在比较文学学界中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地走进钱先生精心搭建的对话平台中，他们谈论自己，也谈论自己所处的世界――因为他们而多了一点色彩和一点理解的可能性的世界；他们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有所思考，他们也在钱先生的敦促下，试图勾勒未来理解和交流的框架。尽管对话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谈论的是不同的东西，他们却都相信一点：那就是程抱一先生告诉我们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相互连接，可以相互渗透”。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对话辑录。这里的对话是双重性质的，一重是普通意义上的，钱先生与这些有着相同梦想的同行们的对话；一重则是灵魂内部的对话，是退一步以后，与“在世”的另一个自己的对话。和我们想象中的有所不同，钱先生在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不完全是对话的一方――也就是说，在对话录中，他并不代表“中”去和“西”碰撞。他更像是一个导演，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所有对话者灵魂中原本存在的两个世界碰撞了，生产出令我们动容和迷醉的话语瞬间。因为时间的流逝，他们有可能已经忘记最初的碰撞，又或许他们还没有想过要描绘这种碰撞，但是钱先生的几句话就挑起了记忆，挑起了他们理性地理解自己内心这一文化事件的愿望，挑起了他们退后一步看待自己、看待自己跨文化的境遇的愿望。如同德吉在谈到诗歌翻译时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对话同样“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也是一种跨历史的交流”，它同样呈现“纵向的意义”。
在这部对话辑录中，我很喜欢托多罗夫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他说知识分子把“价值变成他思考的对象本身”，知识分子“把我们经历的具体性和普遍性对比，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价值合法性的空间。他拒绝把真理沦为科学家所倚仗的与事实的单纯吻合，也拒绝像战士一样把真理变成启示的真理。他更希望一种揭露的协调的真理，人们在接受自省和对话中向着这个真理前进”。这应该是对包括钱先生在内的所有对话者的定义，也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对话集之前所需要做的唯一准备。“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价值合法性的空间”，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许不再需要追问，构筑平等对话平台的理想究竟价值何在。不平等是事实，所有的对话者几乎都没有否定和回避这一点，从与程抱一先生的开篇对谈开始，到罗多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他者’的文化传统看得很狭窄“（的确，权力差异也决不仅仅是社会政治范畴内的），在钱先生的追问下，对话者都显示出了直面和自省的勇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