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印次。牛津高阶原文版从第一版的12次印刷到第六版的116次印刷，累计售出总数已逾三千万册，据说可称学习型英语词典销售之最。从重印次数之频增，可见除去新陈代谢的速度，词典受众的广度在今天亦已远非昔日可比。这速度和广度两方面的优势，应是牛津人的骄傲。
当然，还有一种历史贡献的自我意识，一种唯有开拓者才能体味的自豪：亦即牛津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启了学习型英语词典之先河，后来跟上而未必一定居上的同类词典，据说要在约三十年后方始出现。把单语做成双解，嘉惠英语非母语世界的士林，也是牛津带的头。今日学生词典市场兴旺，百卉千葩，争红斗紫，牛津自然功不可没。至于牛津词典的家族式配套，大中小阵容齐整，更是古往今来辞书界的美谈。
我为上一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作序时，曾总结出该词典五大特色，计为：一、准确至上；二、繁略适中；三、追求直观；四、言必有据；五、撮要纳新。如今以之检阅眼前这部英汉第七版，发现原有特点越见突出，学习功能更加完善，体现出词典编译人员为质量精益求精而投入的辛勤努力。众所周知，纸质词典不比电子词典，一字一符必须印在纸张上占据一定的版面空间。篇幅页数如果过度扩张不加控制，词典的使用方便性将大受影响，词典的价格也会随纸张使用量增加而相应提高，对读者构成阅读和经济上的困难。惜墨如金，从来都是词典出版者严守的戒律。而与此同时，学习型词典因语法用法信息量较大，为了控制篇幅，唯有在收词方面有所取舍，以至于换来收词量和收词面不够宽广的批评。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局面。综观牛津高阶第七版，为求增强实用性，不仅语法用法信息量有所增加，而收词量同时也增加了近万条，收词范围向百科、文化、世界英语等方面扩充，但篇幅只因此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二十，可称得上在词典实用性、收词量和篇幅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其关键即在于贯彻执行上面提到的两个特点――撮要纳新、繁略适中。
作为在中国大陆编纂英汉词典的学人，尽管在选词、释义、择例各个环节都以包括牛津在内的英语母语词典为重要参考，我在作这篇序文时仍不免惭愧，因为由我出任主编的上海译文版《英汉大词典》时隔16年才出了第二版，这种更新速度类乎蜗行，倒是跟《牛津高阶》当年的“初级阶段”有的一比。当然，两部词典的类型和规模完全不同，修订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令人感叹的是，这些年来，此间词典编纂领域的团队后继乏人，这又与学术界把词典编纂成果边缘化，出版界为词典付酬设限轻薄苛严有关。可以这么说，两大坚硬板块之间的夹缝，绝非发硎试新的词典人合适的生态环境。中国大陆并非没有经营辞书的老牌出版社，新锐更多，但是不管母语还是外语词典，真正能以质量上佳而胜出垂范的作品，实在罕见。就编辑宗旨而论，清末严复为商务版《英华大辞典》(颜惠庆等编著，分上、下?，商务印书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2月初版。序文为严复手书，末署“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所作序文，若译作白话，照样可以冠冕今人作品。牛津大学出版社制作词典历一个多世纪而不衰，得以物色、汇集、训练并启用一批又一批熟悉又热爱词典，并由此而愿意献身语文事业的俊才，如此涓涓不壅，当是最令人钦佩又艳羡的成功特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