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不过当今难得见有学者独力撰写通史。通常大家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
人们习惯将历史比作一条长河，意谓其奔流不止。在历史的光谱中，虽有时起时伏的波段，并无截然两分的断裂。所谓“古代史”、“近代史”与“现代史”之分，仅是历史学者为了编纂和论述的便利。况且今人的“现代史”，数十年之后亦将成为“近代史”，数百年之后又将沦为“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史者，习惯以朝代定论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者，长期以“五四”分新旧，近年来，又渐有“朝代史”的倾向。
《史纲》以一种新的“世纪史观”取代传统的“朝代史观”。20世纪的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政体更替，在“朝代史”的视野下，百年历史被裁为数截，呈现“碎片化”倾向。在“世纪史”的视野下，晚清、民国、共和国既呈现各自的阶段性，又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与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著最大的不同点，是《史纲》自始至终贯穿浓烈的“世纪”意识。作者于开章即申言：可以把20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分别从世界和中国的角度对20世纪作出总结：对全世界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似乎是个口号，作者却视之为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在作者看来，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目标。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作者的“世纪史观”不仅运用于对20世纪历史的考察，也运用于对前后几个世纪历史的比较审视。作者指出，18世纪也就是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中国在不少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很快就落后了，并沦入被西方列强恣意掠夺和压榨的悲惨境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突出主题。
作者通过对20世纪历史的深入思考，提出百年中国有“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作者认为过去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低估了。《史纲》对辛亥革命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扫除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这个巨大障碍；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
《史纲》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作了新的诠释。如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作者没有沿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传统说法，而称之为“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史纲》所用资料极为丰富，尤其引用了大量海外新公开的文献史料，作者运用新史料，对很多问题作了新的描述和解释。书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档案和未刊文献，如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少档案文献可能是首次公开运用于学术研究中。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三个字最为常见，也可以说是作者的一句口头禅：“在当时”。作者的这句口头禅值得留意。仔细分析这三个字在书中出现的场合，就会发现作者虽然常用却绝不滥用。可以说，这三个字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评判态度，那就是“历史的尺度”。
做历史研究，常有“后见之明”一说。因为历史研究者已经知道了历史的结局是怎样，故而比较容易发现一些历史行动者未能注意到的事物和信息的重要性，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为什么未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因素。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优势所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历史研究者最容易以今情测古意，也就是容易以后来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历史事件和评判历史人物，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空的判断和悖于时空背景的研究结论。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者的“后见之弊”，直白一点说，就是“事后诸葛亮”。
《史纲》频频出现“在当时”三字，正意味着作者重视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尺度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时刻提示读者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如谈到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重要性，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对能不能把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甚至互不相下的革命力量团聚起来，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人们常说改称“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作者强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
《史纲》的最后一章，作者对20世纪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宏观阐释，内中有“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一节最值得注意。这一部分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也是全书的画龙点睛之处，很有必要在此引述。作者指出，“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经历过不断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以至改革开放中同样经历过不断的探索。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轻便的路可走。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
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作者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分析，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历史的前进，一定会经历复杂以至曲折的过程，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作者特别强调，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对过程的分析。应该说，对历史过程的细节描述和对历史全局的宏观分析，两者如何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史纲》作了很好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