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套《达夫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上海北新书局有条不紊地展开着。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他以49岁壮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人亡书存，为这位爱国志士和著名作家编一部全集，从书局的角度，对友人，于读者，都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由于时隔未远，对作家文字集进行搜集，
其实，在此之前，陆陆续续，坊间也有一套《达夫全集》出版过。那是在1926年，郁达夫年满30岁时开始筹划的。在当时的《达夫全集》自序里，郁达夫这样谈自己出全集的理由：“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藏拙删烦，本来是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最上法门，可是老牛舐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这全集里，又把我过去的作品全部收起来了。”他还说：“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
至于文章的编辑，从后来的出版情况看，也似乎没有十分精心的策划。按郁达夫自己的说法：“编订的次序，不是编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内容体裁。偶而在故旧的杂纸堆中翻着的就拿来付印，有手民和校对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过随便的改正改正……”大约也因为此，这部《达夫全集》出版的时间也迁延许久，连出版部门也大不统一。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第二卷《鸡肋集》在1937年（作者31岁）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出。集子的名称，作者在序言中有解说。“寒灰”：“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杀者，就是‘心死’。自家以为有点精神，有点思想的人，竟默默无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灭，思想的消亡！”“寒灰”就是死的寂灭的意思，所以后面还有“纵使死灰有复燃的时候……”云云。“鸡肋”倒简单：“‘弃之可惜，存之可羞’，像这一类的东西，古人名之曰鸡肋，我就把它拿来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称。”
第三卷《过去集》虽在同年出版，出版机构却成了上海开明书店。关于书名，作者这样说：“我在过去的创作生活，本来是不自觉的。平时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于无聊之际，拿起笔来写写，不知不觉的五六年间，总计起来，也居然积写了五六十万字。两年前头，应了朋友之请，想把三十岁以前做的东西，汇集在一处，出一本全集。后来为饥寒所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这件事也就搁起。去年冬天，从广州回到了上海，什么事情也不干，偶尔一检，将散佚的作品先检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沉沦’、‘茑萝’两集，修改了一下，订成了一本‘鸡肋’。现在又把上两集所未录的稿子修辑成功，编成了这一本‘过去’。”第四卷《奇零集》仍由开明书店出版，时间却又推迟一年（1928年）。关于书名，作者这样说：“这集里所收的，都是些不成整篇的小文章……中国人也有‘鸡零狗碎’的一个成语。若把鸡零狗碎的四字拿来作书名，未免太长了一点，所以只取了前面的两个字。然‘鸡零’似乎又有点讲不通，所以把‘鸡’字改作了‘奇’字。”
第五卷《敝帚集》也于当年出版，出版机构又成了上海北新书局。作者对于书名这样说：“在这些论文传记里，当然见解荒谬，辞句错误的地方还依旧是很多，但是由孤陋寡闻，读书不求甚解的我小子说来，于一篇一篇的撰著抄译的当儿，费去的心血，也已经是不可以升斗量了。古人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自知所见不明，不能学聪明人的藏拙以揽誉，所以重编之后，我就猫猫虎虎的加上了这一个名字。”
第六卷《薇蕨集》由于序言太过尖锐，被当局指示抽撤，于1930年才由北新书局出版。序文说：“三四年来，不晓为了什么，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夷齐远逝，首阳山似乎也搬了家，现世的逆民，终只能够写点无聊的文字来权当薇蕨。薇蕨之集，也不过是想收取一点到饿乡去的旅费而已。”
第七卷也就是最后一卷《断残集》（一说此为第八卷。认小说散文集《忏余集》为第七卷），迟到1933年(作者37岁）才由北新书局出版。书名作者说得倒简明：“《断残集》，是把断编残简收集起来出书的意思，决没有影射朱淑真女词人的丽句的企图……”由此也大致可以看出，尽管时间迁延有六、七年之久，可陆续先后，这部《达夫全集》（当然不够全）终于尚可问世。日本人侵略中国后，将这样还可以延续做的工作节奏全部击碎了。中国不仅经济、社会，连同文化，全部遭到空前的损害。
这次全集的编辑，体例上要求不严格，小说、散文、杂文等混糅一起，看去有些“杂”。后来北新书局想印其中几册已销完的集子，郁达夫却希望借此改编前出全集。这就有了1935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达夫日记集》，《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两册），次年又有出版的《达夫散文集》等。1949年，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希望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在此基础上，再行搜求其他作品，也出一部《达夫全集》来。因为有先前的那套《全集》，又有北新书局自己出的这几部集子，汇合起来，就形成一套新的《达夫全集》的主干。
可是，这套《达夫全集》一开头似乎就出师不利。全集出版委员会名单中，第一位的应该是郭沫若。郭沫若与郁达夫同为早期创造社的主将，又各以诗歌、小说独擅胜场。老友出面，于公于私，都是合适的。可是，当赵景深写信征询意见时，郭沫若却回复：“《达夫全集》嘱任编委，有碍难遵命之处，乞谅。”不同意。后来据赵景深估计，书局又托请阿英与郭沫若商量，他才终于答应了。可从后面实际看，这答应得十分勉强。
当时的《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由六人组成：郭沫若、刘大杰、李小峰、郑振铎、赵景深以及郁达夫之子郁飞。可是，负责具体编辑的，基本是赵景深一人。这套全集，大致将当时所见的郁达夫各种作品都收录了进来。第一卷《短篇小说集》，基本沿用郁达夫生前编订的模样，又将散见的数篇收入；第二卷定名《中篇小说集》，其中收有《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蜃楼》等，另有两篇，是郁达夫未收入短篇集中的《沉沦》及《茫茫夜》。赵景深当时分析，郁达夫没有将此收入短篇集，也许认为其为中篇吧？从编目看，这个中篇集子漏收了《出奔》，应该是明显的疏忽。
第三卷命名为《日记游记集》。郁达夫写过多篇游记，一些堪称佳作。出版的集子也有《屐痕处处》等，这里当然一并搬入；日记郁达夫也常杂在集子中印出，这里也捡出并入；另外，该集还收录了部分郁达夫书简。可惜由于时间匆促，未及广泛搜求，结果只多是郁达夫致奉李小峰、刘大杰、赵景深几位编委的书简；还从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中录存数封，这当然难称“完备”。
第四卷《杂文散文集》，除去郁达夫先前自编的散文外，有一部分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刊出的稿子，十分珍贵。这批三十余篇的抗战杂文，是由两位喜爱郁达夫的香港及南洋友人集存的。他们看到报刊上征集郁达夫遗文，便寄到了北新书局，这是这部集子的特别之处。后来出广告时，对此卷还用了“杂文中有南洋《星洲日报》刊稿三十余篇，外间极为罕见”这样的介绍。
由于长期写作及阅读，郁达夫对文艺诸方面，亦有颇多见解，所以该全集第五卷，便是《文艺论文集》。郁达夫曾出版过《文艺概说》、《戏剧概说》及《小说论》等，这些当然全数收入；另外将他一些散见的论诗文字集中起来，成为“诗论”部分，收入其间。这些工作，多是由编辑来搜罗完成的。
第六卷为《译文杂著集》。郁达夫对西洋文学，十分关注和熟悉。从其日记看，常常可见其买书、读书或预备翻译的字眼。这一卷，收入了郁达夫已出的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论文集《拜金艺术》，西方五位作家的小说《小家之伍》等；今天大家对郁达夫的旧体诗造诣比较熟悉了，可当时他的这些诗词还四处散落着。学人陆丹林花费许多时间，也仅搜集到百余首，这时也一总附在了该卷的后面。
《达夫全集》编辑好后，随即发出广告。广告称：
“达夫全集出版预告
硬面精装煜煜巨制六大厚册二百万言”
广告还以郭沫若的一段名言作为印证：
“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先生的韧，一多先生的刚和达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由此看来，该全集印行问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接下来便是排版校对。校样出来后，现代文学书刊的收藏、研究大家唐?看过，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收藏，还为该全集补出十数篇散见于各书刊的文字。其中有著名的《忆鲁迅》、《回忆鲁迅》，《新年试笔》、《北平的四季》，《日本的文化生活》、《福州的西湖》等等，这些篇章后来成了许多选本的必录篇目。这也使这套全集更为全面完善了。
但是，这部《达夫全集》终于没有印出。其缘由，当然与1949年政局变动有关，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转变更联系密切。据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回忆，他在1949年7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曾与陈子展一同去拜见了正春风得意的郭沫若。乘便，他询问到《达夫全集》的出版事宜。郭沫若当即表示，郁达夫作品中的“黄色”描写，有“副作用”，所以不宜出全集，只能出选集。由此看来，郭沫若当初拒绝担任“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委员，确实有他的看法，并非一般推故。
郭沫若当时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总主席，并被推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在文艺界的地位，实在举足轻重。他的话，他对文艺的看法，对于处在大变革时期的出版社，分量可想而知。此外，出版部门都要合为“国营”，准备出《达夫全集》的北新书局，很快合并进了“四联出版社”，再合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机缘不洽，这部还算完善的《达夫全集》，便终于没有印出。
也许没人能想到，这一次耽搁，便是四十多年。新的《郁达夫全集》，迟至1992年，才由郁氏家乡所在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又过了十多年，《郁达夫全集》新版，以浙江文献集成的方式，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整理发行。时间虽然有些延宕，可到底完成。比起1949年北新书局的努力未果，当然可以使人感受到时代前进的步履。对于一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和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这是令人欣慰的纪念。文化的进步和传承，终于是前行的，虽然有时看去有些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