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的“故乡感”

2009-10-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阎晶明 我有话说

在我眼里，魏微是个典型的小说家。她是个不让人看到“写作目标”的人。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到处在文学刊物目录上出现，她得了很多文学奖，被评论家关注，受读者喜欢，可她好像不懂得“乘势而上”，可以好长时间“消失”得不知去向。

魏微更是个没有归属感的人，在南京时不属于“南京作家”，寄居北京时的文字

也不见一点“京味儿”，定居广州后的创作也没有“岭南风格”。可她的小说又有一个衡定的指向，就是她自己的“故乡”。“故乡感”是魏微小说最突出的意象，尤其是作为年轻一代作家，这种“故乡感”的存在，让很多人一开始就对她的小说产生好感，至少我就是如此。既然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故乡带来的感情冲击也未必全是热情拥抱，故乡在她笔下既是现实的，也是心灵的，既是一种感情上的依托，又是一个努力要背弃的地方。她的故乡是小小的、淳朴的、舒缓的小城，其间又夹杂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这里有人擅吹笛子，如《大老郑的女人》里的大老郑；也有人会拉二胡如《姊妹》里的“三爷”。然而这个小小的地方在不变中也发生着种种骚动，有时代发展造成的变革，也有基于人性本身的纠葛。《异乡》里的那个小女子，是一个在异乡难以容身，在故乡却更有“异乡感”的漂泊者。魏微是个渲染小城气氛的高手，她这样的笔墨勾起了很多人怀乡或怀旧的情绪，在当代小说中格外显眼。

其实，“故乡感”的有无对一篇小说而言非常重要。恰恰是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让“故乡感”成为小说里的常见元素。鲁迅就是最早描写“故乡”的现代小说家，这个故乡也恰恰是那种在心头上欲爱不能，欲罢也不能的地方。我这里想说的是，这种突出“故乡”意象的传统在魏微他们这一代小说家笔下已经不那么受“重视”了，很多年轻小说家笔下的环境、人物，已经失去了“地域性”，就像现代化城市里的人一样，无法从衣着、口音识别他们所从何来。而魏微小说并非刻意地“补”了这个缺，因此获得很多人的好感。

“故乡”不能是抽象的悬置物，魏微抓住了它的灵魂，这就是“家”在其中的突出存在。在魏微小说里，“家”不是硬要抻到“百年”的家族，而是柴米油盐味儿十足的家庭。她的小说里，很多人物没有“肖像”，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姓名，但都有一个“很中国”的称谓，七姑八姨的，就是拉家常。仅此一笔，就把“家庭气氛”烘托出来了。

在家庭里，魏微也有她的关注，她关注的是“家道”二字。而这种家道，通常是以某个“家庭成员”的遭遇写出人生的某种屈辱感、悲苦感、失败感。这种“调子”弥散在她的小说里，起到不容小视的“煽情”作用。

魏微也许不是一个有成套创作理论的作家，她的直感就是她的理论，她的感情就是她的“系统理论”。在写出家庭中的某种悲情的同时，她往往会把这种情绪上升到某种价值观的地步。她是典型的把感情上升为价值观的作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感情用事”的人。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魏微为了要传达某种特定的感情，有时会很大胆甚至很冒险地去设计人物故事，这种故事通常在价值观上容易引起某歧义性的理解。如《家道》，为了表达“家道”的不易，她忘了“政道”的守则。在《姊妹》里，两个“三娘”本是仇人，却最终因心生同情而成“姊妹”。在《大老郑的女人》里，大老郑在外成家的行为因温情体现而可原谅。她的小说里，感情和价值观常常混为一谈，在感情的包围下，很多东西被模糊了，原则被模糊，身份被模糊，甚至感情本身也被模糊。是一团意绪，剪不断，理还乱。

魏微毕竟已经离开故乡多年，她的写作本质上已不属于乡土文学，而是如鲁迅当年评黎锦明、骞先艾等人的创作一样，属于“侨寓文学”的范畴。她今后的创作还要继续，我的期望是：不要失去“故乡”这个“策源地”，也不要丧失那点弥足珍贵的“故乡感”。但同时，小说的疆域必须扩大，时代的变迁，生活的万象，特别是人间的更多悲喜，人心的更多起伏，都要落入笔端。而感情和价值观之间的那点头绪，也要慢慢地理清，但要在保持不失质感的前提下。要让“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同时也使自己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