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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版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1986年6月，我陪同父亲（周汝昌）参加完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8月底就随他一同飞往美国。这次赴美，父亲是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请，以鲁斯学人的身份获得威斯康辛大学之访问教授，我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份一同前往。
1986年中秋之前夕，我们到了美国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就在这座城市。麦迪逊城聚集着数不清的湖泊，我和父亲每天步行到湖边，风雨无阻。我们的寓所离威斯康辛大学不远，离大学图书馆尤其近，用不了几分钟即可到达。那里的书很多，可以自由选取，还可以借阅到不少港澳版书和国内不易见到的书籍，令我大开眼界。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去那里为父亲借书，也顺便把我看到的“好书”借回来介绍给父亲。
等到熟悉了环境，协调了心绪，这年的年底父亲和我商量，酝酿构思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完成一本学术论著，才不辜负此行的辛苦和宝贵时光。他对我说，心里已经决定的一个主题就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是定了的大方向，不想再改。我知道父亲此次是想试一试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他曾流露出居住在离家万里之外而要讨论中华文化的问题有与身在家园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比有点身在局外的味道了。我明白他写这个主题不是要给自己看，而是给美国或那些西方的读者看，让他们了解什么是《红楼梦》，什么是它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但这个主题规模范围太广大了，父亲决定先选几个重点作为开端，书册篇幅也不能过于繁重，于是就开始了试探阶段，而这一试就再未中断。
父亲把时间安排得很紧，1987年一开年，他就认真地动起笔来。为了这本不太大的书，他整整忙了6个月。而我，除了安排照料好他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赶紧把他刚刚落在纸上的文字誊写整理成章。记得当时用的稿纸还是威大教授赵冈先生送来的，上面印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字样。父亲令我竖抄繁体，繁体字我是认得的，可是有些字的繁体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写，只好边抄边学，等到这本书整理成形，我的繁体字也练得差不多了，这也是我受益此书之一端。
父亲的写作并不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常常有许多“意外”之事迫使他必须暂时停下来，比如替周策纵教授几次代课、外出讲学、参加会议等等，其时头绪之纷繁，对当时一位7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一种考验，尤其不易之处是过后还必须再把中断的思路重新“拾”起来。
《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此一命题，是父亲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上提出的，但此意实自1947年就蓄之于内心了。他从一开始就不曾把《红楼梦》当作“文艺”来看待，更不承认是什么“爱情悲剧”之类的理解认识。关于这个主题，父亲思考甚多，兴趣亦浓，正是这个主题伟大的意义和重要性，使得父亲的讲演受到海外众多与会者的鼓励和欢迎。父亲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融入到每一次授课、演讲中。在美国，他一共在四座大学里讲过《红楼》，即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受到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讲了一次。最有意义的一次是，父亲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和教授讲《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意在提高《红楼梦》一书在美国大学里的地位。父亲认为《红楼梦》在海外的地位，决不只是“一部著名的小说”所决定的，而是它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精神和心灵境界的巨大因素在起着作用，那才是更重要的更有代表性的精髓之所在。
父亲在另外几所大学里的讲演，中心课题是《红楼梦》独特的结构学。这个题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两位教授都很赞赏。浦安迪教授安排父亲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日子是4月1日。早晨我们到餐室去吃早点，桌上已摆满了鲜花。那天是中华古历三月初四，正逢父亲的70岁生日，父亲精神十分欣喜振作。讲坛设在“壮思堂”――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会堂，这次听众人数之多，反响之大，在几次演讲中都要数第一。红学的这个结构学，以前从未有人着重提出，当作一门专学来看待。父亲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支新专学的涵义与意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编入下编。
关于自传性，这在我国是个特大问题，父亲为此受到过无数责难与批判，至今也未曾中断。但在海外，这个命题已然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了。浦安迪教授说，《红楼梦》的自传性是无可否认的，他列举了世界文学中自传小说的各种类型与它的特殊重要地位，认为是促进小说发展的重要一环。夏志清教授则拿《儒林外史》中的杜少京与贾宝玉作比较，认为一比之下，就看出吴敬梓写自己时，总是“摆姿势”给人看，真正的私生活是一点儿不敢面世的（尽管他在南京的花柳繁华生活中耗去资产之大部分！），而曹雪芹则不然，他能解剖自我，把从外面到内心的一切，都如实地显示于读者，实在难得。这些一流学者的心得见解，父亲在本书上编都有涉及。父亲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胸襟，多知道一些自己的和外界的情况，也许就不至于把大家公认的文学事实视为异端而如此大为惊怪。
1987年的夏天，父亲受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到纽约该会的夏令营大会演讲了一次。那次有一百多位出席者，纽市几大华语报纸、我国总领事馆，都有人到会。海峡两岸的学者、专家济济一堂。其时父亲已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和纽约的《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文章，大会组织者却执意请父亲亲自登台讲演，说那比看报好得多，结果是“受到热烈欢迎”。父亲讲演的时间一再延长，在整个会上成为特例。那天父亲是第一个发言人，在他演讲即告结束时，主席特再延长二十分钟，要他续讲。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何教授，愿意匀出十分钟来给他。这还不算，主席见离晚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要父亲再讲。
临近回国日期的迫近，《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本书也有了十几万字，父亲意犹未尽，感觉仍很单薄，无奈只好草草收尾。友人傅运筹、李莉夫妇热情援手将此书介绍给台湾，1989年，该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和中国工人出版社分别出版印行；1985年由华艺出版社再印行。由中华书局最近印行的增订新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又添加了父亲近年撰写的几篇新文字，可以说是他研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点睛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