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韦恩・布斯2005年去世，享年85。消息传来时学界颇感突然，虽然布斯高龄，但是他一直活跃：84岁时还在芝加哥大学给本科生开课，
布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学术遗产，是“隐含作者”和“叙述可靠性”这两个概念。围绕这两个问题，至今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国的叙述学者和学生，也感到这两个命题的吸引力和开放性，每年也有不少论文加入这场几乎半个世纪的论争。这两个概念是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卷入价值，身份，主体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我本人甚至认为：远远不限于小说，任何符号表意，都无法躲避隐含作者这个问题，一个点头，一首歌，一栋大楼，一届奥运会，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布斯愿意听听，我现在就想与他说说。
这本书的选目既然是布斯本人参与选定，取舍问题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布斯明显地把选文集中在修辞问题上：17篇选文，8篇标题中就列出“修辞”二字，其余也都与修辞有关，可能是因为这是布斯的思想中最不太为人理解的部分。布斯一生写了四本直接讨论修辞的书：1961年的成名作《小说修辞学》，1974年《反讽修辞学》，同一年出版的《现代教条与同意修辞》，2004年的《修辞的修辞学：有效沟通之探索》。而从这本书的选文来看，他围绕这个课题还发表了许多单篇论文和演讲：他一有机会就讲修辞，看来他把推进修辞学作为一生事业。
但是布斯心目中的修辞学，与我们知道的修辞很不相同。一般理解的修辞学，是“加强言辞或文句说服能力或艺术效果的手法”，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修辞学都是最古老的学问，欧洲古典时期，中世纪，都有不少学者倾全力于此，以至于现代有些学者认为这门学科已经说尽了。布斯不无讽刺地写道：他的书《小说修辞学》刚出版时，人们觉得书的标题太枯燥乏味，“销路肯定不会好”（45页）。
在现代，修辞学很明确的属于语言学范围，由于其实用性，一直在大学语言学教学中占有一席地位，但是正如布斯指出：修辞艺术一直繁荣，修辞学却停滞不前（51页）。布斯不是语言学家，他要让修辞学复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修辞学是另一回事。他一再强调：修辞学不再是传授从别处得来的知识，不是“劝使”人们相信在别处发现的真理，修辞本身就是思考的一种形式（本书《修辞立场》一文编者按，39页）。他的意思是：修辞不是说话的修饰，而是思想的根本形式：人用不着对自己修饰语句，但是人必须理解自己，因此，修辞是自我的存在方式。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布斯再三强调修辞是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因此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道德。
那是在1968年，欧美校园抗议运动风起云涌，芝加哥大学校园被学生占领达两周之久，教学大楼被涂上大字“心灵生活滚他妈的！”（Fuck the Life of Mind）。布斯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本科部院长”，面对慷慨激昂的学生，面对恼羞成怒的校方，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沟通失败”。他认为一个大学，既要有道德理性，也要有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因此，修辞实际上应当指导社会行为。我认为，沟通就是《易传》中说的“修辞立其诚”的真正命意所在。
如何取得这样一种沟通呢？这就触及了布斯修辞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反讽。他在《小说修辞学》中就提出不可靠叙述的极品是“反讽叙述”。在本书的《反讽的帝国》一文中，他又提出反讽具有“凝聚力”，因为在反讽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两个心灵的认同”。
反讽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林达・赫琴（Linda Hutchen）明白宣称：“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反讽处于支配地位。”德曼（Paul de Man）认为反讽能解构“文本品格”因此是解构主义的必要成分。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反讽主义”（ironism）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讽主义”承认欲望和信仰不可能超越时代，是被历史捆束住的：罗蒂怀疑语言能否穿透表象看到本质，一个社会关于“人性”“正义”等抽象的理想，看法无法统一，只能协调处置，而矛盾的协调本身即是反讽的题中应有之意：反讽才是现代社会最合适的文化状态，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反讽和谐”只有在纳博科夫，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中才能取得。也就是说，一个“反讽主义社会”，只有靠表意方式的艺术化才能建立。
但是布斯比他们更进一步，他把反讽放到本体论的位置上，认为反讽是世界的本质：“反讽本身就在事物当中，而不只在我们的看法当中。”因此，反讽是世界运行的规律。从“大历史观”来理解反讽，声称“宇宙反讽”是“我最终的研究重点”（90页）。什么是宇宙反讽呢？就是影响到人类命运的大范围反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的动员宣传口号“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s All Wars），结果这场战争迅速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二十世纪变成了“极端世纪”（Age of Extremes,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例如工业化是为人类谋利，结果引发地球污染，臭氧层毁灭；例如抗生素提高了人类对抗病毒的能力，结果引发病毒变异，让人类年年惊恐。甚至，面对“9・11”这样善恶过于分明，似乎没有反讽可言的事件，布斯宣称他的宇宙反讽要讨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巨型历史事件。
在布斯看来，反讽不仅是文本风格，不仅是文本间性，而且是主体间性。登汉姆（Robert Denham）教授回忆，布斯有一次应邀演讲，上台声称自己是布斯的兄弟，布斯因病不能来，他来说一番不同意见，把学生和教师都听懵了，好一阵才回味过来：布斯在模仿苏格拉底玩反讽,却是自己驳斥自己。布斯去世后出版的《我的许多自我》（My Many Selves）再次讨论了反讽作为复合自我的根本建构原则，我很想把布斯的这种追求称作“主体修辞学”，（Subjective Rhetoric）――如果他允许的话。
布斯经常被认为是个道德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他的道德关怀有两点不同于一般道德主义：一是他关心的是道德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影响，而不只是个人的行为准则；二是他处理的不只是道德的内容，而更关注道德的形式。这第二点可能不太好理解，实际上这是布斯的小说研究，修辞研究，与社群关怀的结合部。布斯式的修辞学，是从形式分析到道德分析。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布斯的学术谱系：布斯进芝加哥大学读书，并且开始任教的四十年代，正是以克兰（R.C.Crane）为首的芝加哥“新亚里斯多德学派”，与当时集中到耶鲁大学的新批评派激烈论战之时。两派的确有所不同：新批评坚持凝视文本，芝加哥学派更重视体裁，情节，人物这些作品与世界的关联因素。克兰对布斯的影响至深，布斯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实际上也是这一派学术成就最杰出者，而《小说修辞学》也的确体现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
从今日回顾，论争各派的立场比他们自己觉得的相近得多：布斯一再表示肯尼斯・伯克是他的“反讽修辞”理论的先师（108页），而伯克与新批评派关系很近；英国“细察”学派，也与布斯一样重视道德，与新批评立场对立中有接近。应当说，所有这些派别，包括布斯参与的芝加哥学派，汇合成英美形式论潮流。
从形式到内容讨论修辞，这样的研究就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在任何符号表意分析中使用，而不是为特定内容作一次性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潮流学派更递过于迅速的时代，布斯的学理始终保持活力。
而4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当布斯还在那里时，一批从西南联大硝烟味的课堂上出来的中国学生，穆旦、巫宁坤、郑敏等，来到这个系里学习。这个故事原来就与中国相连。我曾经听巫宁坤教授谈到过他如何设法沟通芝大的克兰，与在北大任教的燕卜荪；这次周宪主持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名家文学讲坛”，又把我们领到一起。不管我们与布斯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有多少差别，我们能看到和而不同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反讽修辞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