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相信“天才论”。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干出事情来的人――今天叫“成功人士”,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撞了大运,一是靠
应了那句老话,性格比才能重要。说的是做学问,其实比的是性格,看谁能锲而不舍、百折不回、撞了南墙不回头。学术这个地方,只讲专注,只讲投入,要不得的就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泉根的学术兴趣并不在一个点上,但只要他在那段时间内去关注那个点,就四大皆空而只有那个点了。他在材料的迷山中追寻,流连忘返,最后将这一堆混乱的材料加以梳理,加以剖析,直到被材料层层包裹着的历史的、现实的意念昭然若揭。做姓氏研究如此,做吴宓研究如此,做其他莫不如此。
泉根不仅做材料、做批评,还做理论。泉根刚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140万字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前半部就做了很多理论方面的文章。做理论与做批评理路似不太一样。做理论,是一件较为单纯的事情,但却又很有难度。它需要作者具有逻辑推理能力,更需要判断能力,头脑要特别清楚。长长的一段文字,里头没有任何事情,就是理的环环相扣――光是说理,正过来说,反过来说,最终将一个道理彻底说明白,让人有拨开乌云见天日的感觉。我想泉根在做理论时,与他做批评时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他可能沉浸在理性的愉悦中一时不可自拔,并且有一种真理在握的豪迈感。他在做这些阐释和作结论时,是胸有成竹的。那一段段的粗体字,是他必须要强调的,是核心,是本质,是基本。它们镶嵌在他的文章里,显得很森严,像不可逾越的城墙,像拔地而起的城堡,像一片密不透风的森林。我能够感觉到,他在书写这些文字时,是反复斟酌的,一字一句都经过了推敲。当这些文字诞生在纸面上时,他感受到了说理的大喜悦。那时他才体会到做一个学者的人生价值和乐趣。
这部著作的后半部是干的另一种活:批评。
这些年来,泉根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批评上的。这时,又体现了他的另一番功夫:对当下形势的敏锐。他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快速报告儿童文学前沿的状况,一个重要的现象或一个重大的走向还未引起社会或业内注意时,却会较早进入他的视野,并能很快作出反应。相对于理论而言,批评是带了冒险性质的,因为它关注的往往是正在运动中的事物,而运动中的事物是不容易看清楚的,更不容易说清楚。这是一种类似走钢丝的、铤而走险的行为――正是它充满了冒险性,所以这个行当也才显出它迷人的挑战性。泉根不怕挑战,他总是很有胆识地去对一些迎面而来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潮流和现象及时作出反应。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出他的若干结论都是正确的,但至少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在看到他的大胆判断时,同时看到了他的小心求证。他是一个力戒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而对当下儿童文学发表看法的人。他在发表看法时,注意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注意到了它在当下语境中生成的复杂性。关键是,他是一个注意阅读文本的人。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我们看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本末倒置的现象:让文本屈从于事先选择的理论,而不是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实际状况,然后利用理论的力量来加以阐释。多少年以后再来看一段历史时期的批评,大概是很难逃脱“梦谵”之诟病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才如此看重泉根的认真阅读的。他的做法,是对作者和文本的负责,也是对读者和文学史的负责。
泉根的批评是判断的,而不只是描绘的。他拒绝了那种只描绘、只说模棱两可之言词的所谓学术成熟,而选择了立场和观点分明的判断。我赞成这样的批评。也许这样的批评更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对于儿童文学,泉根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独到判断。关于儿童文学在人类文学大系统中的定位,关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和人文价值,关于成长小说,特别是关于何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何为的定义,泉根都有自己的说法和自己的分析与界定。由他提出的“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观点,是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建树。他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进行多维度的比较,从而对儿童文学的特定性作出富有说服力的揭示。这对于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如何把握儿童文学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如何在写作过程避免不符合儿童文学价值指向的“禁区”,无疑是有益的。他的论述,对于儿童文学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意义重大。
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他还有一个宝贵的品质,这就是真诚。他的执着有时会达抵固执的极地。没有人能够说服他――在他还未听到特别有说服力的反批评之前或是还没有发现事实已经颠覆了他的判断之前。他是一个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但他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