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晚清以降，由于鸦片战争的打击，痛感国势衰微，“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迫切而强烈的愿望。一时间，直接拿来（通过购买、
从后来的数据统计显示，仅光绪末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日本等各种书籍就达500余种。（前后数十年间，翻译出版的各类著述，更数倍于此）从内容看，不仅有反映西方政治、地理、军事情况的著作，亦有科学技术、机械制造方面的著述，其他社会思想、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甚至教科书……无不大量进入急于洗心革面的国人翻译、了解的范围。
这样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翻译活动，对于当时的中国，极为必要，但是，它亦必然、很快带来一些著作版权等方面的问题。西方世界以及追随西方改革卓有成效的国度（譬如日本等），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过程，已有了长足进步；版权意识，较为显明。在他们一方，希望著作权能得到较好保护，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经济效益，这当然可以理解。可是，对于当时积弱的中国，如若受到外国版权的严格限制，那么，不仅不能为正急起直追的国人提供最基本的外界信息，更会因为繁琐的版权交易，大大延缓最新科技和思想成果进入的速度，还不说支付版权费用造成的负担……面对这样的困境，当时的印刷出版行业，我们的书业前辈，该如何应对，是如何应对，如何陈述自己应对理由的呢？
―― 二 ――
就在晚清光绪年间，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就出现过，最后不了了之。
民国成立的第二年（1913年）6月，美国方面便提出，要求我国加入有关两国版权问题的“中美版权同盟”。这当然是由中国当时大量翻译他们国家各类著作引发的。美国人之举，意欲借此对我国翻印有所限制，同时希望能从中获取相应利益。当时中国的印刷出版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书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以书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为首，有20多家书店、书局、学社参加的“上海书业商会”。在美国人提出要求后，这个组织再次起而反应。他们写出了态度十分鲜明的“请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呈”，分别上达教育部、外交部、工商部三部，请求以此据理驳拒。
为何态度明确地要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呢？呈文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教育、文化和工商业将受到影响的角度进行论述：
“查版权同盟，本为保护著作权，国际间人民互享利益之举，然必一国之文化及其著作物之流布于国外，与世界各国相等，方以加入同盟为有利；否则既足阻碍教育之进步，并侵害工商业之发达，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具体来说：“盖我国中学以上各学校教科用书，尚须取材于外国著作物，近年以来，毕业中学以上各校者日多，能直接读外国著作物者亦益众，需用外国之著作物亦日渐增加。而外国著作物如图书一项，定价甚昂。近年我国业印刷者，多翻译或翻印外国图书，廉价出售，以利学界。若加入版权同盟，嗣后即不得翻印，必至学界因外来图书价昂，不能多所购读，文化进步，大受影响。”
从呈文看，执笔者对西方版权情况，是较为了解的，所以，对加入版权同盟的后果，作了这样的描述：“且既入版权同盟，则翻译他国之著作物，亦须俟其著作物行世十年之后，方得自由。方今学问之竞争日剧，若外国新出著作，十年内不能翻译，则除少数人能读其原著作，此外皆无从得新知识输入之益，教育进步，必因之停滞。”
从国与国之间订制条约来看，当然是应当有互利互惠的原则。倘无此前提，这个条约对于一国就是不公平的。从当时中国的书业情况看，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势：
“夫国际间所订条约，必以交换权利为原则，今我国既少著作物销流外国，未必得外国保护版权之益；倘加入同盟，是但有义务，毫无权利，外既违反国际间平均之原理，内又阻碍教育及工商业之生机。从此各国援利益均沾之例，将至凡为外国人之著作，概不得翻印翻译，损权利，阻教育，莫此为甚。”
道理讲完了，有没有具体事例呢？有的。譬如日本，甚至美国：“日本学术进步，久称发达，然至明治三十二年始加入万国版权同盟；三十九年始与美国结保护著作权条约，而当时实以领事裁判权为交易之品。然日美条约，犹但禁翻印而不禁翻译。”“况美国至今并未加入瑞士万国版权同盟，亦因其国著作之多，不及欧洲之故。”以当时中国的现状，“凡国际间应享对等之权利，往往不能均沾，独此著作权，犹得于消极方面稍得利益……”并且从总体方面看，版权同盟是否加入，应当是各国的自由选择，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美国此时要求我国加入，显得有些无理，这是我们应当拒绝加入的正当理由。
这道呈文，颇有意义。它不仅达到了此次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的目的，同时为之后一个时期处理此类问题，定下了一个恰当的基调，即，签订条约应当照应对于双方有利，对某方影响、损失太多，又无利益可获，有时看去即使很有道理，很“原则”，也是不宜加入的。
―― 三 ――
但事情并未由此了结。几年后的1919年，美国再次以版权问题发难。这一次，他们做了较充分准备。经过详细调查，他们将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书局、印刷所等机构翻印出版的美国著作，列成表式。或许是吸收前几次经验，这一次，他们将这些证据通过美国商会，交给了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接到美国的列表证据后，按照一般商品理解，认为这些书局、书馆有违法律。商务印书馆立即做出反应。他们首先分别致电教育、外交、农商三部，请求依据相关条约，对美方予以驳拒。随即，他们通过相关条约，相关案例，写成文字，呈送教育、外交、农商三部，详加解说。呈文开首，首先承认了一个事实：“呈为洋商会朦请版权，有违条约，恳祈驳拒事：窃本月二十二日敝馆接上海总商会函开：准美国商会函开：（引文略）查阅所开翻印各书，确系美国出版书籍，尤以教科书为多。”
随即，他们再次援引先前已运用过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认为：“今该美商表列各书，无一为专备中国人民之用按照条约，自不能在中国得有版权，何得之翻印出售为违反法律？”
援引“条约”之外，呈文又引述了1911年美国经恩公司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欧洲通史》一案，认为：“是美国人之著作出版，非专备中国人民所用者，不能在中国得有版权，暨中国人民翻印外国书籍之不能得有中国版权者，并无违反法律之处，甚为明白。”接下来，呈文中又对当年欧美各国加入“万国版权同盟”之事，加以回溯。认为美国为此“相持至五十余年”，始得通过。说明本国为保护自己商家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利益，对于版权的保护和限制，在初期是十分谨慎的。
商务印书馆之外，上海书业商会也在当月分别向教育、农商、外交三部呈文，请求驳拒美方的要求。其中大多内容与商务印书馆相同，可现在以“商会”名义，分量自是不同。很快，教育部、农商部作出了批示。不久，农商部又对此予以补充批示，内容有意思，兹照录：
“前据呈称洋行朦请版权，恳转咨据约驳拒一案，当经本部据情咨请外交部核办，并批示在案；兹准复称，此事现尚未准美使来部提及，除俟美使提议再行核办外，请查照等因，合行批示遵照，此批。”
这就是说，美国商人虽然向上海总商会递交了翻印书目等，可鉴于先前经验，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向外交、农商等政府部门提送文件，所以，农商部便顺水推舟，等他们提议后“再行核办”。眼下嘛，也就这样了。当然就是不了了之。
―― 四 ――
但是，事情到这一步显然并未了断。第二年（民国九年，公历1920年）12月，上海的一些报纸，又刊载出上海英国商会等，重又对先前翻印美国课本之事，提出议论。并相传法国驻京公使，又向外交部提请前议。显然，他们是想通过外交等途径，欲使中国加入中美或万国版权同盟。面对这种情形，有了前数次解决版权争端经验的上海书业商会，在当月7日，再次分别向教育、外交、农商三部呈文，希望能较早阻断各国的念头：《请拒绝参加万国版权同盟呈》。
呈文在陈述了有关情况后，针对西方各国对中国参加版权同盟的要求，认真地说：“伏以当今文化日进，而吾国尚在幼稚时代，全恃欧美书籍以为灌输研究之资。而原版西书价值綦昂，购求不易，求学之士，不免望洋兴叹。故敝业中多将原版西书翻印，廉价发售，于灌输文化，实为便利。”
此外，再次征引“中美商约”第十一款。随后举例：“又查欧美各国加入万国版权同盟，皆几经讨论，经历多年始行加入。”具体到美国：“如美国加盟，相持至五十余年，始得通过；而条文之中，犹多限制，如非美国出版，及外国人在美国出版，非与其在本国出版之日相同者，皆不能在美国受版权之保护云云。”最后落实到中国：“吾国既未加入版权同盟，而所翻印各书并非专备中国人民所用者，自不在条约不准翻印之列。今该洋商等又拟再提前议，朦请版权，如果实有其事，不独违背条约，且与吾国教育及实业前途均有障碍。”
对于加入版权同盟的后果，呈文也作了预估：“况一经加入同盟之后，不但不能翻印，并且不得自由译印，其于学术发达，文化进步，阻碍尤大。”因此，“敝会为未雨绸缪起见，理合具呈，仰祈大部：如遇该洋商有要求驻使提议及此者，务请俯赐据约严驳，实为公便。”
这个《请拒绝参加万国版权同盟呈》，虽然只是针对传闻，可由于有了先前的种种情况，可知西方国度完全可能通过国家出面，要求中国参加“万国版权同盟”。所以预先呈文，以免各部由于事务繁羁，应对失措，使国内书业、教育、文化方面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 五 ――
从以上列举的种种情况看，似乎当时所有书业及舆论，均对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持强烈反对态度。在今天看来，本位主义好像严重了一些。自然，当时国家积弱，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采取种种立场和措施，还是符合当时现实，符合商业、教育、文化利益的。但是，有没有真正研究国际版权同盟问题，又能作出相对客观评说的中国学人呢？从资料看，当时，还真有这样一位学者。
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十七卷二十四号的“时事述评”栏中，刊有一篇关于“国际版权同盟”的文字。作者是杨端六。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1906年赴日本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回国后曾担任上海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这篇文章里，杨端六通过条例介绍谈出自己看法：“则中国若以无条件加入版权同盟，目前殊为非计。”并提醒道：“我国苟欲于世界政治占一地位，对于此等公共事业应积极的干与，不得终世处于消极地位也。”
杨端六的见解，既注意到当下，亦照应到未来。国家最终要成长，所以并不能长久以拒绝加入版权同盟的消极态度，应对国际间的相关事务。这样的见解，当时也许人们觉得有些超前，可站在今日中国的位置看，他的眼光倒显得远大了。
上个世纪之初，我国书业因数次版权纠纷，为保护商业，进而教育、文化方面的利益，在应对官司的同时，几度面对他国压力，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万国版权同盟”等组织，表现了处在特别状态下商界、学界应对事务的机智和现实。这一点，就在今天看，处置也是合适的。倘不顾当时的国力国势，贸然参加入某个版权同盟，那么不能快捷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及思想成果，隔碍我国文化科技教育进步，更加拉大与发达国家距离等后果，一定会非常严重。今天返过头来回味这一点，我们对当时书界前辈的得当处置，还是感到相当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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