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接受采访，一时让王树增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他多年来浸泡在《解放战争》的写作中，和几十年前那场战争当中的经历者“一起”度过每一天。他似乎还没有从这部书里完全出来。
他称自己的写作为“笨拙的写作”，下的是苦功夫。为了写《解放战争》，他倒下过一次，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急救车上。他很害怕就此“光荣”了，留下未竞的书稿。好在他又“活”过来，把下卷写完了。
他说，历史本身的原貌谁也搞不清楚，都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尽可能收集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各个层面、各个立场的记述，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人云亦云的写作不用这样劳神，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书不用写6年，6个月就行。“但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没意思。认识历史，必须是从自己心里梳理出来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作品里看到一点新的对历史评判的角度。”
无论是在《朝鲜战争》、《长征》还是《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王树增在探询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知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我觉得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经历和民族心理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愿意努力写下去。”
“流逝”的处女作
我是北京知青，1968年去山西吕梁地区下乡。一听那个村的村名就知道它有多小：“羊舍”。羊舍村非常贫困，我在那里做纯粹的农民。两年之后，贫下中农用大车把我拉到县城的武装部，穿上了军装。我当的是伞兵。从1970年当兵到现在一直在部队，已经近40年了。
写作是天生的，好像有一种人天生对文学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作家先天因素占很大比重，很少是中文系学出个作家来，那不大现实。下乡之前，我是初二学生，在那个年代属于“准知识分子”。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作文课，老师总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充分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时写作没有地方发表，我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到部队以后都烧掉了，因为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不允许有很多个人物品，只能是清理掉，算是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决裂。
我的散文比较早地发表在空军的报纸上，第一部小说是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是描写伞兵生活的。我既不知道小说的基本理论，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只是懵懵懂懂地写，没有稿纸，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写了厚厚一摞。
我写长篇小说成为部队的一大新闻。那时尚处在“文革”时期，我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这部稿子背到郑州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的大字报一直呼拉拉地扇乎，很恐怖的感觉。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启蒙编辑，他让我一遍遍地改，还以出版社的名义给部队发了函，大意是我的作品初具出版规模，希望部队能为我提供方便。部队机关从没遇到这种事，觉得很怪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腾出一间房让我改稿，不知改了多少遍，终于能出版了，可是刚一出版，粉碎四人帮，根据上级指示，所有出版物一律销毁。这部书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手里也只有一本样书。那本小说名叫《流逝》。我想我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流逝了。后来一想，这部书夭折也有好处。那时候我从文学到政治上都不成熟，就是写了“文革”中亲历的一些事，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是文学黄金时期，我发表东西很多。我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突然接触到古典名著和外国文学作品，才知道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原来觉得柳青的《创业史》是范文，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是那么广阔。读到艾特玛托夫、卡夫卡，我就模仿，我在作品中掺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的写作手法，比如中篇小说《红鱼》，大段大段没有标点，当时我觉得是很时髦的做法。
90年代初期，我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任编剧。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人们的心态都很浮躁，我们欲望丛生，总觉得可以拼一把，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写虚构作品的心境，完全投入戏剧创作。还得到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那时什么都写，除了不会作曲。
董存瑞怎么可以拿来调侃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写的内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我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稿子。不就是剪刀加浆糊么，资料满地都是，我以为一年就可以完成。没想到一旦投入进去，三年多的时间，我做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一个字没写。
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是文学的两大支柱，后者读者更多。我读了很多关于非虚构文学的经典，终于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缺少非虚构这一支柱。当时觉得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非常堕落，一部分人为了钱或名扑在企业上。非虚构写作的作家群和读者群始终没能建立起来。我有一点野心：我能写！我沉在史料中，采访那么多人，终于找到了感觉，我觉得能写一本好书。
出版社把约稿的事都忘了。《朝鲜战争》前后写作用了6年，1997年才写完。广州的城市灯红酒绿，我数年趴在故纸堆里，像和战争中的灵魂对话。如果要问我为谁而写，我是为中国当代青年而写。我要让我们的青年读者知道，国家的历史上，还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曾热血贲张，曾高举英雄主义的旗帜，曾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我有一个问题，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民族面临战争或被迫选择战争，我们的青年是否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挺身而出，显示男子汉气概？是否能扫除萎靡不振的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是否能在民族精神中张扬永不言败的精神？
无论去哪个国家，我都会参观当地战争纪念馆。我发现，各个民族无一例外地崇敬战争英雄，他们崇敬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民族的心灵。我不希望我们的青年调侃董存瑞、邱少云。一个日本记者去北京大学采访，学生们说：“我才不学傻冒的董存瑞！”怎么能够这样？
每次逛书店我都很害怕，我问自己：你有什么理由再给书店增加一本？没有理由就不写，否则无非是制造垃圾。我最近看了北京新华图书网销售数据，非虚构作品销售排行上，我的三本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全排在前十名里，《朝鲜战争》已经出版十年了，《长征》也已经出版四年了，还在热销，而且读者大都是年轻人。我看到这个结果很惊讶，也很高兴。我在想，我们的读者喜欢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关心这个民族，同时也想在民族史中寻求自己当下如何能很好生存下来的理由，也是给自己找心气。有一次在西安一所大学讲《长征》，讲到一半，有个学生站起来说，王老师，你要早来一周就少死一个人。原来有个大学生因为失恋跳楼自杀，这个学生家里很穷，父母为了供他上大学把房子都卖了。如果年轻人都这样，民族还有希望么？长征路上，带一点点自私之心都走不下来！
读《长征》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除少数人喜欢军史外，大多是在读心灵史。如果认真读完《长征》，我们可能获得精神滋养，什么时候都挺直脊梁，永不言败。现在年轻人思想开放，可以质疑战争的合理性，也有权利质疑战略战术思想上的合理性，唯一不能质疑的是前辈的流血牺牲，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
写完《朝鲜战争》之后欲罢不能。我又写了《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这是我对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我觉得，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的30年，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那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我想，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所以今后我还想再写1911年，写辛亥革命，看看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
写这样的作品，我必须做到：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对同样一个事件，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你要保持历史最大限度的原貌，必须读书采访、核对史料，这个工作量一定是巨大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写黄继光，鼠标一点，网上资料多的是，但依靠这样轻松得到的资料写作，不可能写得好。我找到了当时给黄继光擦尸体的小护士。这不是史学意义上考证，这是有区别的。但反复求证，寻找新的叙述角度、追求新的认知，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很重要。为求证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对我是经常的事。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这不是史学著作，你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你必须寻找到，你叙述的那段历史、那个人的心理的模样，你要和他们的心灵沟通，你认识他们、结识他们，笔下才能出人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战争》好像写战争，实际还是写人。我有个历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我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解放战争》中写了大量士兵，每一个都必须有出处。我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作战，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这些普通的人，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但他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我用文学的笔调，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书就生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为我们的父辈而写
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在作战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仅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一次惊人的大翻盘。我总在说，解放战争的结局用纯军事的观点是不能够完全解释通的，它必然包含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等所有的因素。
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解放战争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我见过他们中很多人，他们的信仰，他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观念，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影响了我。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的血脉的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我到农村去，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去的理由。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生活状况之中，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想这些东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东西。
在辽沈战场采访，碰到当地一位农民，他的父亲（当年还是小伙子）给共产党出过力，我考证到住他们家的是九纵队。那时很多老百姓在战场上和我们的士兵一起，生死与共，有的带路，有的送东西，年轻力壮的就跟着部队上去了。小伙子担任了很危险的工作，就是要把东北野战军带到离城墙最近的地方。小伙子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他被夹在中间，总是前边的兵冲上去，先挖一个坑，后边的兵再掩护他过去，那些士兵对他说：你可不能伤一点儿皮。最后小伙子是哭着下去的，为了保护他安全返回，死了好几个人。回去的时候部队让他拿一柳条，意思是已经为部队服务过一次，不用再带路了。小伙子回到家，想了一宿。第二天又上去了。这些细节深深感动了我。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的基础上，还需对一些史实反复求证和考证。史料掌握越多，错误越少。到后来，我成了解放战争的半个专家。但是，还是免不了有错误。《解放战争》出版15天后，就有读者指出有错，一查果然是笔误，只能再版的时候改正了。
近些年，随着档案的解密，对于曾经熟悉的历史，人们有了重新认识和思考的热情。党史资料的解密，让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印证。解放战争中的四平保卫战，党内一直有争论，现在基本上明白了。过去忌讳的话题，现在不敢说完全接近，也稍微接近历史原貌了。一些书宣称揭示什么真相，披露鲜为人知的事，其实你知道的我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负责揭示内幕。读这样的书，最好不要企图发现什么内幕，我只是想和读者一起，探求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