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常工作中，绿原先生按部就班，看不出一丝的懈怠。每天走进办公室，他沏一杯酽茶，开始干活儿，一坐就是一个上午，直腰的功夫只是起身去添热水。我那时正在和英语较劲儿，遇上难解的句子，隔三差五去请教他。这时的他，业务活力十足，对我的疑难只消三言两语，我便茅塞顿开。几次下来，我们就很熟了。一次给我解惑之后，问：你可以告诉我little与small的不同吗？但凡学过点英语的人，这两个英文词是认识的，可他的问题却让学了四年英语的我全然蒙住了。更加幸运的是，我和绿原先生在人文社做同事，这样卓有成效的教与学又继续了两年多。绿原先生上班来了，泡了花茶，我们一起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细读两至三页英语。马克・吐温的著名中篇小说《败坏哈德莱堡的人》和德莱赛的半本《珍妮姑娘》，就是这样读下来的。如果余兴未尽，我们会聊一会儿，古今中外，他说我听，十分开心。一种语言之深，一本名著之好，如何体味，是绿原先生教会我的。
毕竟，中国社会是在前进的。绿原先生泡茶喝茶的时候，脸上有了笑容，有了轻松，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不能一起学习英语和名著了，我有点遗憾，但绿原先生平反后爆发出来的热量，我感受到了。想来不可思议，我编辑的第一本翻译小说，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情节是散的，人物是扁的，甚至行文的体例也不是通例。比如，书中的人物对话，乔伊斯不用引号，只在人物所说的话前用一个破折号。原文如此，译文如此，我编辑亦如此。但是，稿子到了复审那里，偏要统统改为引号。可以想见，稿面大乱，而且复审只改了不多几页，其余要我完成。复审是搞苏联文学的专家，理由是汉语的人物对话就应该用引号。几经交涉而无果，我就想：专家原来就是“钻”进“家”里不再出来的人吗？怎么想的？若追下去，汉语里原来还没有标点符号呢。我当时一个小年轻，敢认死理，自然惹一些头儿们不高兴。我只好求助译者，要他求助绿原先生试试。稿子僵了大半年，到了绿原先生那里，只用了一句话：乔伊斯之所以为乔伊斯，就因为他是乔伊斯，不能改。据我所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四人帮”倒台后引介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创作中，有人在人物对话中用了破折号代替引号，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绿原先生的内行领导作用，体现在编辑工作上看似细节，而影响却是大处的。
这只是绿原先生作为领导快刀斩乱麻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他自己的干劲儿和勤奋，不亲自看见，是很难想象的。他做人文社副总编辑的四年多里，在德语方面，他亲自敲定并组织翻译的歌德、海涅、易卜生、卢卡契等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今已成了人文社的品牌图书。德语以外的一些书，因为方方面面的难度，从制订选题、组织翻译到编辑发稿，他一个人做到底的很多。我记得起来的，比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书代刊的《外国诗》和《美国当代诗歌选》等，都是工作量很大的书稿。《主流》成书后分为六大卷，近二百万字，作家名、作品名、历史与文学的专有名词，成千上万；《外国诗》从选材、组织翻译到编辑发稿，一年多则几期，少则一两期，他一个人坚持编选了数年；《美国当代诗歌选》是一部投稿，涉及美国几十个诗人，他不仅掌握翻译质量，还亲自编辑，直到出书。别人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开开会、签签名的工作量，他却始终是一条龙操作。看见他埋头干活儿的样子，有时实在觉得心疼，我会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搭讪几句。他端起茶杯，抬头认人的当儿，才发现茶杯里没了水，起身去添开水。回来应酬几句，又低下头去干活儿。
其实，我只是希望他休息一会儿，和我这个年轻同事聊几句，说说他的生活。随着胡风事件的公开化，我知道了更多的情况，也就更想听他说点什么，尤其蒙冤期间，哪怕点点滴滴。我多次挑起话题：“绿原同志，你应该写部传记。”他端起茶杯，笑笑，摆摆手，算是作答。有一次，我又这样讲，他喝一口茶，说：“唉，传记？什么叫传记？有个叫沈醉的人写了传记，还说我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可他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我第一次见他说话带了情绪：“可是，许多报刊都在转载他的传记！”
凭借绿原先生的思考、才华、通古博今和中西贯通的知识，如果他写一本传记，是申明自己历史的最佳方法。很遗憾，他没有写，连打算都没有。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他的局限；但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看，这却是他难能可贵的修养，或者说品质。他多次跟我说，他很喜欢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文章，我读过，许多理解恐怕似是而非，自然很难揣度绿原先生喜欢此文的全部心境。但有个别句子，读来是能体会到绿原先生的点滴心境的，比如：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