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即在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农业。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然而，直至1978年，中国还有几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城市居民的食品也很匮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另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农村市场取向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也的确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中国农村市场取向改革30年，为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呈扩大的趋势，“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上升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究其原因何在？该书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其原因在于农民只能从事农业，农民没有不当农民的自由，而农业是诸产业比较利益最低的；不仅如此，农民还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农村市场取向改革30年来，为什么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会呈扩大的趋势，“三农”问题演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呢？作者是这样分析的：即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即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从而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还没有从根本上被破除，城乡居民（包括农民工和市民）还存在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即义务和权利的非对称性，农民和农民工要比市民承担更多的义务，享受较少的权利，还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别。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是中国“三农”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症结所在。
但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力度又不能超越于发展的程度。因为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还没有完结。农民所承担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而且还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全过程。与资本原始积累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相联系的农民工与市民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和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包括开发房地产）用地的土地价格剪刀差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按照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精神，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彻底破除之时，是中国“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之日。任重而道远。该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论证中国农村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在评价这部书稿时指出：“在共和国60周年华诞之际，推出许经勇教授的这部力作，是一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事情。相信该书会得到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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