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
虞和寅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
近代“博物”教育，相当于今天中小学校的“自然”课。用大人们的眼光来看，不过是教儿童懂得一些“花鸟虫鱼”而已；但是百多年前，它们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被排除在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体系之外。直到清末新式教育制度确立，《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设“博物”科，教授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内容，它才作为一门科目确定下来。当“博物”成为学堂教科之时，所用涵义即是古老的《尔雅序》中的本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科”的设立和博物教科书的出现，从此改变了中国儿童眼中的自然图景。
最早的博物教科书
中国的博物教科书受日本影响很大，20世纪之前出现的博物教科书基本都译自日籍。就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博物学教科书诞生了，它的作者是浙江镇海人虞和寅。
虞和寅是晚清著名学者、翻译家，1884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诗书世家。早年赴日留学攻读工科，潜心学习化学理论并翻译了多部自然科学著作。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回国后投身地质和矿业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他曾译有日本箕作佳吉著《普通教育动物学教科书》。他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所引证参考的日本博物、动物、植物、理科、矿物等教科书和研究著作就有34种之多。
如果说《博物学教科书》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教科书和以《诗经》、《尔雅》、《山海经》直至《本草纲目》等典籍树立的中国传统动植物知识系统有所不同的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教科书重视观察、实验和分类――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博物知识。虞和寅提出，博物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不外乎“实验”和“观察”，教师要提前准备实物“以便开课时，一面实验，一面讲述”，还要“时时引导学徒，出游野外，观察实验”。教科书对每一课动植物都标明其类属，并简单介绍了“动物界”的纲目种属名称。
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在内容上则更加准确，教科书的编写也更加精彩。
作者华循无锡人，详细生平不可考，该著同样参考日本学者的意见，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实验，要求制作标本。华循认为当时的动物学家在分类命名上差异较大，他参合众说，以纲目种属统筹全书，从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到原生动物，各门类之下再举出其代表动物详加说明，这种编排是个不小的突破，加之“蒙学教科书”口碑较好、影响较大，华循此著可以说奠定了动物学教科书的编纂程式。他还指出：“研究动物学者，莫要于分类之法”，反映出明确的分类意识。
上述两部博物教科书仍然处于学习和模仿日籍译本的阶段。但是通过选材和编排，它们显示出中国学者对于博物世界的理解。对于实验的重视和近代植物学分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人的知识图景实现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提起进化论，人们首先会想到严复对达尔文的引介。没错，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严复成为在中国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第一人。在严复笔下，“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严复使“物竞”和“天择”成为中国人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词汇，他意在强调，“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
由此可见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天然具有关联――动植物教科书按照种属分类并以演进次序排列，本身就是进化学说的体现。进化论作为一种新鲜的、与动植物的形态演化息息相关的观念，走进晚清中国人的视界，并在数年内犹如狂涛巨浪，几乎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我们来看博物教科书如何解释进化论。
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动物学教科书中“人类”的地位。
直到戊戌维新之前，“蛮夷戎狄”观念仍然是中国人对人类世界的一般认识，更难说具有对人与自然界关联的科学认知。博物教科书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学生认识到，整个人类与动物界有着如此密切的演进关系，外部世界的秩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关于生物体的构成，博物教科书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一部译自美国的动物学教科书开章明义：“所有细胞间之物质，即由诸多细胞生出之，是人体之生命，即在无数细胞之中，人体如是，即一切动物，无论其体为繁杂为单纯，皆莫不如是。”这意味着“细胞”作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人和动物没有分别。对“细胞”的论述，成为学生科学认识生物的起始之基。
人在动物界链条中的位置，在教科书中一致处于最高位置。译者戴麒认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人之始为质点，初迁为植，再为动物，逐渐变?，以至乎人。然则动物固人之近祖也。”华循编著的教科书也认为，“脊椎动物与人类同其构造，占动物界中最高等之位置”；他甚至探讨了灵长类动物：“四手属之猿猴，其形貌亦类乎人，其脑髓之发达，又大异于他属，故与二手属之人，同列于灵长一类，而为人以外最贵之动物也。”他的结论是，“溯乎生物之起源，则凡有机物，动植且无分二致”。
如果人类作为生物界的最高形态，人类与动物植物又是同源，那么它们的演化关系是怎样的？大多数教科书都吸收了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化”成为博物教科书的最高结论。
很多教科书解释了有关进化论的重要证据。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于“变异”的观察和论证是进化论成立的关键。戴麒翻译的动物学教科书就以“变种”和“异种”等概念来论证物种演进，这是典型的达尔文式论证：从变种开始，“积百千代，则此缓慢变化，遂至全化为异种生物”，所以，“进化论者，太古生物简单，各种类之根源皆一，后随外界之变迁，次第进化，遂至今日有千百万相异之生物。”华文祺译补的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中这样论述，由于地球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无限繁殖，造成植物间“互相凌迫，互相障害”，“体制强健与夫适于外围之情是者，遂遗留而孳生……如此累代经年，植物因务冀与外围之情事相适而于形态遂生种种之状态”，这种植物的进化“可由今日各地发现之化石而历历证明之”。
我们发现，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述和严译“天演”学说所传达的观念有所不同。
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以“动物之进化”作为最后一课。他说：“统动物界而论之，自猿猴迄于放散虫，其间阶级悬殊，构造之繁简，种属之贵贱，不可同日而语矣。……同此有知觉而能运动者，孰非分体于一本。但是云?递衍，外界时更，上者已变化于不等，下者尚遗传其初祖。即其过去以验方来，今日之动物界，必非其进化之极至地耳。”华循以科学为依据，说明世界是一个“共存体”，动物“与吾人之初祖，本属同原”，表达了世界仍处于演进过程中的观念。
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戴麒激愤而沉痛地说：“非洲奥州印度等r?之民，以牛蛇为神，以属兔为帝，敬之礼之，祈之祷之。夫以禽兽为神祗，谬妄孰甚。而彼争先恐后举国若醉狂，祸福一听于牛蛇鼠兔，进取之心尽杀，不败将何所恃邪？国土为人所有，种族日就澌灭，推其原，在不知动物之官能也。发源至微，流祸至毒，呜呼，斯学之不明，其害忍可言哉！”戴麒重视动物学对民族国家生存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推进学术、增强科学，一个民族才会有前途。
虽然教科书中出现进化论比严复《原强》、《天演论》等引介进化论稍晚几年，还是较难找到直接材料证明博物教科书受到严复“原强”和“天演”思想的影响；就连严复声明他开创的“物竞”“天择”等译词，在博物教科书中也几乎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阅读严译著作时，差不多同时也从日文书籍中汲取有关进化学说，他们往往是关心文化教育的人士，甚或就是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者。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史华兹先生所说，严复要向中国引介的，是从西方思想中发现的、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力量：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和培育公益精神，所以严复的眼光在社会、在“群”。作为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社会思想，严复的影响显然更大更直接。如鲁迅、胡适等20世纪初的一批社会精英，都更多是从严复的著作中读到“进化”学说并奉为至宝。而博物教科书所持的是严肃审慎的科学立场，所尽的是知识传播的责任。它本着科学的精神，给学生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19世纪整个生物科学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细胞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在晚清博物教科书中得到确认并成为常识。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科学启蒙。
博物教育“百科全书”杜亚泉
一般人多从“五四”前后那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记住杜亚泉的大名，但多数不知道杜亚泉是近代翻译、编纂博物教科书最多的学者。笔者爬梳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得一个奇观。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所学无俾实用，于是对西学算学发生浓厚兴趣，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及动物、植物、矿物诸科，“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1904年，他应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此后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火焚后离开，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著述，尤以博物类教科书为主。据可查的资料，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该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教科书。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1922年对于中国教育影响颇大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堪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写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更不用说他主持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尤为学界称道。近代教科书从诞生到成熟，始终有杜亚泉参与其中，他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最佳见证人，也是中国自然科学教育的好教师。
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具有优于同时代学者的特点。
教科书的科学性。杜亚泉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基本把握到位，使教科书内容新颖可靠。这一点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
以动物学教科书而论，杜亚泉编校的动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其一大特点。尽管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但是对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等的介绍是较早的。教科书还配有三叶虫、剑龙、始祖鸟等插图，有“始祖鸟，殆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等说明，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
教科书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主题――进化论的论述，更为全面。这是他优于其他教科书的一点。
杜亚泉在编写教科书之前就有了较定型的自然哲学观，表现出他已经阅读过一些著作，了解并吸收了“进化”理论。在教科书中，他重视解释进化论，但不是简单讲述“达尔文”，而是介绍整个进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晚清教科书中较少有提到拉马克（Lamark）对于进化论的贡献的，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对达尔文的启发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常识。杜亚泉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物不变说”讲起，特别提到“拉迈克氏使用说（Lamark’s Theory Use and Disuse）”即“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忠实译介了达尔文在“《物种原论》（Origin of Species）”中的“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和“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等概念，表现出全面、严谨的科学态度。
文笔清新流畅，虽是科学著作，读来却毫无枯燥之感，反觉悦人耳目，具有科学的美感。
仅举一例：1912年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主持编写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其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鸣者皆雄虫，所以招其雌也。雌虫能产卵，故易繁殖。”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兼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他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间畅销不衰的原因。
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较为全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编写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理科以及生理学等如此众多门类的教科书。
而且，晚清以来诸如“理科”“自然科学”等综合性科目，本身就对编者知识体系之全面有较高要求。杜亚泉能够把相关的植物、动物、矿物乃至生理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作为混编教材，分科分册编排最为容易，但这难免人为割裂知识。杜亚泉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以“田野”作为教科书的第一课，让读者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地形之后，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巧妙，难怪这部教科书广受学界欢迎。如果说今天教学改革探讨混编教科书的话，杜亚泉就是最早的实践者和最好的榜样。
“进化论”奠定了杜亚泉的自然哲学观，但他把进化论看成放出了“物质主义”洪水的闸门，批评物质主义对中国人精神的侵蚀，呼唤中国“固有精神”的重生。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我们应该记住，杜亚泉等学者编写的博物教科书为学童带来宝贵的科学启蒙，揭开他们认识世界的新画卷，推动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