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赫塔・米勒在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接受电视采访时，笑对为他整理麦克风的技术人员。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蒂米什县尼茨基多夫村小学14岁女生赫塔・米勒的毕业证书。1968年。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赫塔・米勒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她的祖国罗马尼亚激起了十分矛盾的反响。
现居美国的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诺尔曼・马尼亚（Norman Manea，一译诺曼・马内阿）接受了《纽约书评》编辑休・伊金的简短采访，当后者提及米勒有许多书皆涉及齐奥塞斯库的晚期统治时，马尼亚说：“我要说她的全部作品（写的都是这个）。她对此着魔――这几乎是唯一让她着魔的东西。”
他谈到米勒的处女作――短篇集《最低点》（Niederungen）：“它非常现实主义，非常锐利与残忍地描写了罗马尼亚乡村地区的生活，那里是全然朽烂、隔绝与野蛮的。”
我刚刚读完此书的英译本，深有同感。书中“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视残忍为生活的必要部分。父亲杀人，强暴，祖父母乱伦，各自通奸，以至家族中很少有人能够确证自己的血缘。老人对孩子只有愚蠢的教育，杀生成为幼儿的日常游戏，不断出现的屠宰场和腐败的牲口肉尸则成为另一个含意明确的象征。在其中的一个不到两页的极短篇《斯瓦比亚人的沐浴》中，米勒用相同的句式不断反复，描写一个令人厌恶的场景：一家三代在同一缸水中洗澡，女儿洗完母亲洗，父亲、祖母和祖父再依次进入浴缸。最后，祖父从身上搓下的泥垢与祖母、父亲、母亲和女儿的泥垢混合在一起，将浴缸中热热的清水变成冰冷的黑浆。
去年，马尼亚的三本著作――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小说《黑信封》同时在中国出版。
米勒的《最低点》经历了重重审查，于1982在布加勒斯特出版。马尼亚的《黑信封》则出版于1986年，他后来回忆说，此书在出版前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其波折从《论小丑》所收《审查者报告》中可见一斑：他们不断“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想必是罗马尼亚作家最困难的时期。1986年和1987年，马尼亚和米勒先后离开了祖国。去年在接受我的书面采访时，马尼亚说：“我不想离开罗马尼亚。这倒不是因为我在那儿过得幸福，或是有什么特权，而是由于那是我的土地，而我必须要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里生活，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的确，内心的流亡早在我离开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
马尼亚从未停止以批判性的目光回望过去，但赫塔・米勒言语的力度远甚于他。马尼亚说，1989年之后，米勒对罗马尼亚（不仅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批评变得“极端激烈”，言辞公开而强硬，未免让昔日的同胞难以接受。不少罗马尼亚人因此对她的获奖表现出相对冷淡的态度。但该国著名小说家米尔恰・卡塔雷斯库（MirceaCartarescu）为此欢欣鼓舞。10月12日，他在《法兰克福评论报》刊文道贺。当世界几乎集体只看到罗马尼亚的黑暗过去时，他要为米勒寻根。“赫塔像我一样讲罗马尼亚语，她浸透着罗马尼亚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她一直着迷于罗马尼亚日常语言中的诗意表达，并在其众多的小说中加以运用和发展。”卡塔雷斯库写道，“她笔下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她既爱又恨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伤害了她，也是她活生生记忆的一部分，至少这个国家和德国有着相同的分量。”
卡塔雷斯库指出，在米勒小说卡夫卡式的梦魇之外，也有弗丽达・卡洛式的诗意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笔触。“我们只能猜度的是，如果罗马尼亚曾经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她的作品会是何种样貌。”他说，“我可以肯定，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可那样一来，她也就不是赫塔・米勒了”。
米勒的获奖就像一场梦，令人欢欣鼓舞。卡塔雷斯库说，“那个我了解的赫塔，那个娇小的、激烈的女人总是一袭黑衣，却在我们每次见面时那样的友善与温和，而我总是心虚和害羞。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德国女人，竟如此罗马尼亚化，而她实际上从未这样表露”。
一小段译文和一小段介绍
■《最低点・葬礼布道》
车站上，火车喷着气，亲戚们在车边跑。每一步他们都扬起手，挥动。
一个男青年坐在火车车窗后。玻璃上抵腋窝。他把一束碎乱的白花抓在胸前。面容僵硬。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漠然的小孩走出车站。那女人是个驼子。
火车即将开赴战场。我关掉了电视。
父亲躺在屋中央的棺材里。四墙皆是照片，多到你无法看见墙。
其中一张照片里，父亲抓着椅子，他仅有椅子一半高。
他穿着小礼服，两条腿弓着，肥嘟嘟。梨形脑袋，光秃秃。
另一张照片里，父亲是新郎。你只能看见他一半前胸。另一半，是一束碎乱的白花，握在母亲手中。他们的头贴得好近，耳垂都碰到一起了。
还有一张照片，父亲在围栏前站得笔直。他靴子底下有雪。雪那么白，父亲仿佛被虚无包围着。他的手举过头顶，在敬礼。他衣领上是鲁纳字母。
旁边一张照片上，父亲荷锄在肩。身后玉米秆伸入天空。父亲头上戴着帽子。帽子投下宽宽的黑影，遮住了他的脸。
再下面一张照片，父亲坐在卡车的方向盘后。车上装满母牛。每个礼拜，父亲都会开车运牛，送进城里的屠宰场。父亲的脸瘦了，轮廓鲜明。
在所有照片里，父亲都僵在某个姿势中途。在所有照片里，父亲都好像无处措手足。可父亲一向胸有成竹。所以这些照片全错了。所有那些错误的照片，所有那些错误的脸，阴冷着房间。我想从椅子里起来，可我的礼服僵如槁木。我的礼服是透明的，黑色的。只要我一动，它就劈啪作响。我起身，触摸父亲的脸。它比屋里的家什还要凉。屋外是夏天。苍蝇飞过，投下蛆虫。村中一条很宽的沙土路，路热辣，焦黑，炫目的光烫伤你两眼。
……
■这是赫塔・米勒第一部作品――短篇集《最低点》（西格林德・鲁格的英译本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的第一篇《葬礼布道》的开头部分。故事随后转入梦中葬礼，不动声色地借神父、醉汉和恶毒老太太之口，追述父亲在战争中对俄国妇女的强暴恶行。前述他衣领上的“鲁纳字母”，理当是纳粹党卫队状如两道闪电的“SS”标志。米勒的父亲和叔父均曾在二战期间服役于第三帝国的武装党卫队。
米勒女士的语言真好，好到在德语作品中稀见的程度，即使读英译，我也能立刻被它吸引。正像她的面容，冷不丁看上去很凶恶的样子，再看就会发现她美的很不寻常。同样，如果脱离那些残忍的故事，你会恍然觉得在读散文诗，每一行之间都留有广阔的空白，这些空白由天才创造，由文学呈现，再由读者用内心和经验去填补，这正是她语言的诗性和魅力所在。这种风格或许并非浑然天成，而是出自特殊的创作环境，磨砺修炼所得。赫塔・米勒以其人其作提醒我们，不要将平庸归罪于环境，真正的文学是难以禁锢的，真正的天才终究不会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