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
■主持：吴子桐
吴子桐：请两位教授分别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美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欧美传统的“汉学”与现在的“中国学
”有什么区别？
张西平：西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欧洲，称之为“汉学”。英文即“Sinology”,“Sino-”是希腊语中表示“秦”的意思，“-ology”是对学科的定义。“汉学”的定义是“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所以基本上是以“历史中国”为研究对象的。
美国自晚清时介入中国事务，“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后，中美之间有着“地缘关系”，两国地处太平洋两岸，所以与欧洲相比，美国与中国有着更切身的现实利益。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从开始基于欧洲“汉学”的研究转向“当代中国”的研究，英文称之为“Chinese Studies”。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放在地域研究范畴中，它没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中国学”或者“汉学”。当然，美国现在还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
欧洲“汉学”是语文学的概念，是版本学、考据学、文本学的范畴。美国的“中国学”基本上已经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了，即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展开中国研究。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欧洲与美国有比较大的区别。因此，引用李学勤先生的一句话，即对历史中国之研究称之为“汉学”，对现当代中国之研究称之为“中国学”。当然，中国学术界所理解的“汉学”与欧洲的“汉学”也不太一样，在我们看来，历史中国还包括“藏、满、蒙”。
李剑鸣：中国的“美国学”是从美国引进的，但它来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一般说来，美国的“美国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是适应美国人探索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地位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几十年来，它的研究指向、主题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美国学”实际上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后来慢慢吸收了其他一些学科的成分，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把这些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美国，才叫“美国学”。纯粹的美国史研究不是“美国学”，纯粹的美国文学研究也不是“美国学”。研究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那是文学史；但通过对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的研究，来探寻美国文化的特性和影响，解析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作用，就变成了“美国学”。但总的来说，它和文学史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
“美国学”形成以后，逐渐在世界各地传播，不少国家纷纷引进了这一学科。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也传到了中国。但是传进来以后就走样了，和美国意义上的“美国学”不是一回事。中国人研究美国有两个特点：一是侧重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研究，而对社会和文化反而不是特别重视；二是比较关注近期的趋向，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只能归入历史学科，只有对美国当前状况的研究才算在“美国学”里面。
也就是说，中国的“美国学”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点“泛美国学”的意味，包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比美国的“美国学”概念要广得多；第二，它带有一定的拼凑性，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整合的学科，凡是涉及美国的研究，都可以归入“美国学”，张三研究美国文学，李四研究美国经济，只要是研究美国，都算在“美国学”的范围内。因此，有人讲，中国没有真正的“美国学”。“美国学”英文叫做“American Studies”；而中国只有“the Stu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而没有“American Studies”。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子桐：中国的“美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各自有哪些优劣短长？
张西平：中国的“美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不好相比，但可以把美国的“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学”做一个比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规模上比较大。主要的大学大都有东亚系，同时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专业也有中国研究。20多年前，孙越生编写《美国的中国学手册》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培养博士1000多个，而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人数，估计基本上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另外，美国的“中国学”对晚清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优势，当时美国的来华传教士掌握了很多中国资料，例如：早期海关档案、赫德（英国人，曾任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献等。在这方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有较大影响的，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不可小视。
李剑鸣：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虽然了解不多，但也略知一二，因为他们的不少书都翻译过来了，而且我跟有些学者也有过个人交往。我的感觉是，美国的“中国学”所依托的学科积累和学术资源，是中国的“美国学”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走向发达，史学也呈现强势，大有与欧洲相匹敌的势头，这可以为它的“中国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学者只不过是把他们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的范式和方法拿来研究中国，就会产生同中国学者很不一样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从内容、解释框架、研究方法到对具体问题的诠释，都很有特色。
中国的“美国学”与美国的“美国学”相比，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刚才说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其实如果从“泛美国学”的角度说，中国研究美国的人也不少，但有些人对自己学术身份的界定并不明确。比如说，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自称是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则认为自己属于外国文学领域。他们的身份都不是“美国学”。我们这些研究美国史的，通常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历史学者，而不是“美国学”研究者。美国人说我们都是“Americanist”，但“Americanist”是一个很泛的概念，所有研究美国的人都可以叫做“Americanist”。另外，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学科自身的界定也不是特别严格，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一个选题究竟属于“美国学”，还是属于跟美国相关的其他学科，有时很不好判断。从材料方面看，刚才张老师说，美国的“中国学”有某些优势；但中国人做美国研究，材料一直是一个“瓶颈”，尤其是在网络材料开发以前，基本的材料都必须到美国去查找。另外，中国学者在人文修养、方法论意识和选题的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
如果说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一种有待发挥的潜在优势。毕竟我们是在外面看美国，有可能突破美国学者“身在此山中”的局限。美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历史学者，近来也强调用外面的观点来看美国，以克服“美国例外论”之类的局限。
吴子桐：促进美国的“中国学”与中国的“美国学”的发展，存在哪些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因素？
张西平：美国的“中国学”之所以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两国地处太平洋两岸，美国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来研究。地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次，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学科制度，有些制度和中国不一样。比如，美国的基金会制度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即便在美国“麦卡锡路线”的时候，“中国学”受到严重的打击，包括费正清本人也一度在“麦卡锡路线”上受到了压制，但是，美国的中国学为什么能够再发展起来呢？还是因为美国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战略性的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这个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者。最近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出了本好书：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1950-1979年）》。这本书从美国史的角度揭示了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基金会的支持。韩铁这本书告诉我们到1970年福特基金会为美国的“中国学”投入了4000万美元，各高校大约相应投入了4000万美元，这样就有近8000万美元，这个费用是相当客观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中国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美国的“中国学”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移民政策。在欧洲，就是中国学者的水平再高也不留你；美国的中国学者，华裔学者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和费正清合作的刘广京先生、哈佛的杜维明先生、做史学的黄宗智先生、做哲学的陈荣捷先生、做文学的孙康宜先生、做文献的钱存训先生，等等。这些学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人数虽然不多，但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和欧洲“汉学”相比，就可以看出这批华裔学者的价值。
李剑鸣：张老师刚才谈到了促进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相比之下，中国的“美国学”所面对的主要是不利的因素。
这些不利的因素，过去是来自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两国接触极少，虽然有少数人在研究美国，但都是在批判美国――用有的学者的话说，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有多“坏”。这实际上就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到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也开始改革开放，学术研究慢慢走上了正轨，美国研究才具有学术性。但这个过程很漫长，很曲折。一个学者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去，要顾及很多的因素。研究美国一度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它牵扯到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一个很短、很特殊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学者做研究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他们会卷入争论，而这种争论不会威胁到个人的饭碗、个人的学术前途。与美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一度把许多精力放在政治保险方面，有话不敢讲，有题目不能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学者所拥有的学术自由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个对中国“美国学”很不利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学科体制。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初见成效，一些大学的学科体系已经比较完整，但后来又受到了很多的冲击。1949年以后，很多社会科学的学科被砍掉了，一些学科被边缘化了，到后来才慢慢恢复。我们能真正做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人才培养，是1978年以后才逐渐有的事情，所以在时间上要比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短得多。
第三是中国学科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体制有局限性。学术训练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人才的成长，以及创造力的发挥。这些都制约了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此外，还有一个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美国学”是靠拿美国人的钱来做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拿钱来发展。在中国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体制，中国政府拿的钱也很有限，政府出钱在社会科学院办了一个美国所，但似乎主要希望它做政策咨询工作。对高校的美国研究，政府给予的支持还很有限。前一段时间，我们见了一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副校长，听说他们有一个在整个欧洲最好的北美研究项目，主要是研究美国。他们把研究美国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和文学的学者集中在一起，从政府拿到了长期的、稳定的资助。更绝的一招是，德国政府为了推动它的美国研究，花钱在华盛顿买了一栋楼，每年让德国的十几个老师和学生到那里去做研究，请美国学者来开会，或者去跟美国学者交流。这样一种投入，对德国的“美国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德国的“美国学”成绩非常突出，很多德国学者的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有的德国学者直接用英文写书在美国出版。这种优越条件我们的“美国学”是没有遇到过的。现在政府也拿很多的钱来支持学术，但有点“撒芝麻盐”。前两天，我读到一个学者的文章，说中国没有“美国学”；他的意思是说，相对于美国的“中国学”来说，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有很大的差距，政府投的钱很少，重视程度很不够。我们跟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今后还要继续打交道，却对它没有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点研究，也缺乏系统性，零零散散，零打碎敲，这对中国是很不利的。
总的来说，中国的“美国学”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尽管这样，跟1978年以前相比，还是有一点进步。要是没有1978年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美国学”这回事儿。可见，还是有一些条件促成了中国的“美国学”从无到有，好比一棵幼苗，在逐渐成长。因此，对它的前景还是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