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
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中，有一类作家是以抚慰世界为己任的，比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还有
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底蕴决定了这位作家的思想言行和文学创作中固有的政治激情。他说：“我的政治激情是与生俱来的。但我的这种激情是蕴于文学之中、之后、之下的。如果在我们不幸的国家里如此众多的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没有被扼杀，数理学家们不得不从事社会学，而诗人不得不从事政治演讲，那我至今仍然还仅仅驻足于文学中”。总结自己从“顺从者”到“异见者”的政治人生，他说，“我一生的感觉是，逐渐从跪着站了起来，逐渐由被迫的沉默变成自由地诉说”。
索尔仁尼琴是最早揭秘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生活的作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拒绝了“重建”时代为《古拉格群岛》向他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金，说“这本书是述说几百万人的苦难的，我不能用它来为自己获得荣誉”；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他拒绝了叶利钦在他80周岁生日时授予他的安得列・佩尔沃兹万内圣徒勋章。
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政治变迁并没有消解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情结。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文化的后现代透支使得索尔仁尼琴文学创作中的政治叙事呈现出一种新的、别样的形态，它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作家创作的“两部分小说”，即由两个章节构成的短篇小说中。这些作品既是小说家政治小说传统的继续，同时还表现出他新的政治意识和叙事智慧：一种历史叙述与当代话语多重复合的“新政治小说”。
作家背负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作一种素描式的陈述，再现20世纪社会政治背景下沧桑与悲凉的世事变迁、荒谬时代的历史苦难、人性的扭曲变异。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意识没有变，改变的只是他对政治的认识和政治的文学书写，这主要表现在对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人性形态透视和文化形态透视这三个方面。
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
“新政治小说”对俄国社会现代历史的审视改变了以往政治小说宏大的书写模式，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个体化、民间化的政治阐释理念。索尔仁尼琴从中告别“精英”政治，走向“民间”政治，告别“大事”政治，走向“日常”政治，告别“大场景”政治，回归“小事情”政治。政治书写的个体化与民间化表现出的是对政治的一种生活形态的透视，是一种政治的民间叙事。
小说《娜斯坚卡》的两部分分别叙写了两个同名青年女子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早期主流政治话语下底层生活的“原景”：从孩提到成人，从家门到社会，从学习到工作。人生日常融进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小说特别关心的是支配人物行为的一种潜在的生存“规则”：“活着的生计”离不开政治的“关切”。
来自乡村的娜斯坚卡自幼失去双亲，由当神甫的爷爷养大，保持着纯洁、虔诚的面貌。她就读的教会中学在革命胜利后被取缔，在外地中学毕业后她遵照爷爷的嘱托怀揣圣像画离家赴姑妈那里谋生，贫穷孤苦，漂泊无助。为了生存，她无奈地走进社会，生命的悲剧接踵而来。即使屡屡被男人玩弄，她也不敢声张，而玩弄她的男人，是刚刚成为新生活主人的村苏维埃主席、区苏维埃主席。后来，她竟沦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庇护的一家色情场所的青楼女子。她的身体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而微”的战场。此间，两个姑妈因是神父的女儿而被开除公职并屡经命运的作弄，而爷爷因是神父而被流放。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女人的贞节与她的信仰一样容易被瓦解。
来自莫斯科的娜斯坚卡是医生的女儿，酷爱文学，充满理想,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教师。革命后，她崇拜的文学女教师因思想守旧而被勒令停教，父亲关闭了私人诊所而被驱逐外地，不久病故，笃信宗教的母亲也无法见容于新社会。娜斯坚卡入了团,考上了师范大学，实现了当中学文学教师的理想。伴随着饥饿、贫穷与苦难，时代的滚滚洪流也随之走进学校课堂：苏维埃生活要清除贵族阶级的奥涅金和鲍尔康斯基们，文学要“杰米扬化”，《铁流》、《毁灭》、《獾》、《水泥》等苏维埃文学经典进入教科书，教学内容中充满了阶级斗争、伟大的工业化运动……“生活的激流在永进――应该置身其中”，娜斯坚卡遵循着这一原则，始终按照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塑造自己，飞扬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似乎赢来了生活的“成功”。
乡下的娜斯坚卡千方百计地逃避政治带来的屈辱与苦难，城里的娜斯坚卡千方百计地追逐政治以实现生存的成功。逃离或是追逐政治是她们面对伤害赢得生存的不同反应。她们越是真诚，心灵的苦难就越是深重。作家把关注点集中在底层最为弱势的青年女性身上，寓政治风云于弱势群体的民生之中。她们的生命体验说明，在政治大势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导致的隐沦也好，对政治的拥抱与献身也罢，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与“政治”相遇。她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革命政治”的牵引和重构，其命运无不是荒唐政治下强蛮的社会伦理对她们所开的悖谬而又充满悲剧的玩笑。
政治的人性形态透视
苏联社会现实中无情的政治的“事”永远大于人性的“人”，在政治大势中，正义、良心、道德，这些个体行为中最基本的人性要素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人性常常会被政治所扭曲，所颠覆，所重塑。
小说《艾戈》的两部分将双重政治命题交汇在了一个人性的聚焦点上：一方面，作家以十分具体的笔触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坦波夫地区俄罗斯农民面对天灾人祸的悲苦无奈的生存，参与“安东诺夫暴乱”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主人公――农民起义领袖艾戈的人生悲剧揭示了历史谬误导致的人性异化。
农民艾戈并无出人头地的大志，更无心从事救国救民、拯救人类的伟业。革命前他开过私人奶油作坊，办过信贷合作社，一心想以这种方式帮助穷苦农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减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既赢得国家的强盛，也能获得自己生活的富足。他对革命并无多少热情：既然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在与革命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有何必要非得大喊“革命”口号，参加革命队伍，最后甚至动刀动枪，兄弟相残？艾戈的思想与行动源于他的正直、诚实、执著乃至“痴呆”，展现的却是一种农民的视点和角度，一种把民间话语、农民利益与国家话语、革命利益相比较的更为质朴、更为浅显的话语层次与境界。
然而，不想介入红白军之战的艾戈仍然被卷入了革命战争的漩涡之中。他嫉恶如仇，无法容忍与农民为敌的残暴、流血、屠戮，在妻子波林娜的支持下参加了农民暴动，成了安东诺夫骑兵军的参谋长。他在被捕之后经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甜言蜜语的精神利诱――妻子将被送交特种部队，女儿被送进孤儿院，而他也难逃脱被枪毙厄运的种种威胁恐吓。在极度的恐慌与焦虑中艾戈最终反戈了，引领红军剿灭了曾与他出生入死的“叛匪”。政治对个体生命肆意的改造直接导致了主人公与原有生活的断裂，导致了他人性与人格的变异。
政治的文化形态透视
在苏联历史的演进中，潜在的苏维埃文化常常会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因素，人的政治选择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往往是通过数十年形成的苏维埃体制的话语规则和现实政治后面的隐含规则来体现的。这是索尔仁尼琴对苏联政治考察的一种更深的文化体悟。
《小青年》展现的是苏维埃社会生活中“政治统帅一切”规则下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文化是苏联文化的第一表征，在“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治的旗帜下，知识分子不能不采取一种屈辱的、迎合的立场。大势所趋，潮流裹挟，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新的权力等级和权力秩序正是由这一苏维埃文化建构的。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分别是交通学院桥梁建筑系副教授与大学工农速成班的学生，苏联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使得两人在作品前后两部分中的身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曾经是教师、考官与学生的关系转变成屈辱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总局侦探的关系。材料力学专家不得不为不及格的工农学生写上及格的字样，这个决定是苏维埃文化规则为其当家作主的“主人”做出的。师生关系被“新的”思想与政策从上面和外部规范，当老师的尽管正直、诚实，不愿与谎言为伍，但深陷于无产阶级权力色彩的观念形态中，他个人的存在无法从他置身的“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文化中，从他与周遭事物和人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在压力面前，他不得不屈从于苏维埃政治文化的丑恶与肮脏，成了苏联“工业党”冤案中的可悲可耻的“告密者”。
“新政治小说”以故事见长，但它们又不完全是故事小说。索尔仁尼琴从传统的启蒙者与教诲者的高台上走下来，以形而下的平实手法与平常心态，关注人物的平常生活和生命遭际，将人物和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融入作品中，含蓄地透露出对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思考。激动人心、深入幽微的内容，愤世嫉俗、高亢激越的声音，“投枪”、“匕首”式的风格遭到了抑制或遮蔽。
作家以极其简吝的艺术手段，却展现了丰富的生活内涵，表现出语词高度的内涵，呈现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就其现代价值概括而言，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在注重现实主义风格和叙事传统的同时，有效地增补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即对其艺术品味和审美价值的指认；二是有效地恢复了“民间话语”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美学功能，即对其文化品味和意义价值的指认。
70余年的苏维埃文学始终承担着“国家话语”、“社会话语”层面的叙事功能，沿以为习，故而对于“民间话语”方式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小说美学功能，总是排除于主流之外乃至忽略不计。因此，这种历史文化“乡愁”在后苏联文学中成为少有的代表。在过于强调西方文化、道德理念，而鄙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文学后现代情境下，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追求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