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人民14世纪初反抗奥地利总督的封建压迫，争取自由而举行起义的故事，民族解放乃是其中心主题。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备受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欺凌，中国人感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步步逼来。危机感激发了民族意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威廉・退尔》进入中国。
《威廉・退尔》第一个中译本1915年发表于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大中华杂志》的创刊号上，在1-6期上连载，译者是马君武（1881-1940）。1925年，中华书局推出《威廉・退尔》的单行本，马在《译言》中写道：“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闲。今来居瑞士之宁芒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为译此曲。此虽戏曲乎。宁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次眼泪。予固虽非擅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此剧另一个中译本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者是项子和，他初读该剧的感受有相似之处：“泪为之收，血为之沸，头为之昂，臂为之健”，最后对此剧“爱不释手”。
在抗日战争中，宋之的对《威廉・退尔》一见钟情，很快便将其改编为中国式的《威廉・退尔》――《民族万岁》。改编本仅是原文的一半，基本架构和情节保持不变，但内在精神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席勒一生所为之奋斗的乃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正如《欢乐颂》里所说，“人人都彼此结为兄弟”。起初，他对法国大革命所冀希望甚切，攻打巴士底大狱的炮声一响，他着实欢呼了一阵子；当时的法国政府甚至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然而曾几何时，他又被雅各宾党人必要和不必要的恐怖所吓倒，对革命转而失望乃至仇视了。18世纪末所出现的浪漫派文学具有浓重的泛神论的色彩，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和宗教结了不解之缘。这就是诸如文学史家狄尔泰、赫尔曼・诺尔（Herman Nohl,1879-1960）、埃里希・维尼格(Erich Weniger,1894-1961)所说的“德国运动”抑或“德国的特殊道路”。他们希图以内心或者说内在的人道道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击。席勒的《威廉・退尔》就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席勒诚然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可他又把人区分为上智和下愚。他于1791年所撰写的《论市民的诗》的文章中就充分展示了这种两分法的社会观。他认为，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教养良好的阶级”即市民阶级抑或贵族能研究和领悟“最为艰深的事理”，比如说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道德净化”的新哲学；而大众的理解力低下，只能领悟“最为浅显的事理”。前者可对之实施审美教育，而后者由于其物质生活条件所限只知道盲目追求“粗野的、没有定型的、常常是动物性需要”的满足，而对其谈论文学艺术无异于对牛弹琴。尽管如此，席勒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出，志行高远的诗人借助新的艺术创作有朝一日还是能将人民大众提高到诗人的高度。
可是他在1793年写给奥古斯腾亲王的信（1793.12.3）中又觉得这种说法太过乐观了。他认为，人民大众最需要的并非艺术，而是宗教。宗教对“民众的欲情是种平衡的力量”，民众那种“粗野的需要世界”要由宗教加以协调，“在那些没有外界阻障来抵制欲情淫威的地方”更是如此。为此他提出收拾人心双管齐下的办法：对市民和贵族施以审美教育，对人民群众进行宗教教育：“宗教之对于感性的人正如同艺术之于教养有素的人一样。只要我们是凡人，我们就要依托这两大支柱中的一个。”后来歌德在其《格言与反思》中将席勒的这一宗教和美学（包括科学）分工论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谁要占有艺术和科学，他也会有宗教：两者都没有的人，那他有宗教。”席勒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采取峻拒的态度，乃是他认为，革命不仅使“审美趣味荡然无存”，而且也同时“颠覆了宗教”。
在其1795年的《审美书简》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本能发泄，他们挣脱了锁链”，“正以无法控制的狂怒，忙着要达到他们兽性的满足”。因而他觉得法国社会与其如此这般的解体，还并不如保留它的旧制度：“土崩瓦解的社会并不是朝着有机的生活迅跑，而是倒退到原始的王国。”在他1799年所完成的《大钟歌》中也视革命为罪恶的渊薮、人民群众为洪水猛兽：
无所谓神圣，虔诚的敬畏已割断它的一切纽带；
善人给恶人让位，一切罪恶都横行无忌。
唤醒狮子是无情之举，老虎的牙齿可以杀生；
可是最恐怖的恐怖，乃是精神错乱的狂人。（钱春绮译）
在他的《信仰的金言》中有这样的话：“人生而自由，他是自由人，哪怕他生在缧绁中。/不要受惑于暴民的叫声，不要听狂徒的煽动！/要提防挣脱锁链的奴隶，别对自由人存什么惧意！”（钱春绮译）
席勒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德国人不能走法国人的路，革命不能使人获取自由，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席勒的最终理想乃是消除“隔开了大家的”的“无情时尚”（见《欢乐颂》），使“人人结为兄弟”，不言而喻，那种“上智下愚”的状况也应最终结束。他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中，宗教和艺术将熔化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无分贵贱高低都在上帝的“温柔的羽翼之下”乐享幸福，《威廉・退尔》正是体现了他的这一理想。从构思到写作该剧时期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要将这一部作品写成一部“全民剧”（亦可译成人民剧），对它感兴趣的不仅是“头脑”，而且还有“心和器官”，亦即不仅仅是有教养的阶级，而是全社会；他多次强调，《威廉・退尔》能成为德意志人民的一部真正的戏剧。
席勒在《威廉・退尔》中贯彻了他如下的基本思想：具有完美人格的人体现了宗教和美学教育的和谐统一；美学教育需要和宗教相结合，离开宗教将一事无成；在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中，宗教的约束至关重要。宗教在新型的社会中，亦即在美学的国度中要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在人的完成中基督教作为“惟一的美学宗教”重新取得它的“纯洁形式”。美学国度的实现并非在抽象空洞的空间，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席勒选取了14世纪瑞士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史实。在《威廉・退尔》一剧中瑞士人民经历了三个阶段：田园诗般的生活，自由的被剥夺，最后是自由的复归――美学乌托邦抑或美学理想的实现。主人公威廉・退尔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亚当、夏娃般的天堂生活，或者说是素朴的境界，继而便是现实斗争的阶段，最后达到“感伤”反思的阶段，也就是重新取得和谐统一的阶段。
席勒在写作《威廉・退尔》前后多次在其文章和书信中表达了该剧所表述的思想。1797年他撰写了《德意志的伟大》（没有完成）一文，强调“德意志尊严”和“德国人的自身价值”。认为它所阐扬的真理超越社会与时代，是一种独立的信仰与理性的真理，这种真理较之西方文明的“自私自利无可救药的哲学”的真理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对德国人来讲，“神圣的依然神圣”，德国人要“赢得时代的伟大进程”，有朝一日会达到“时代的目标”。在其后来的信件中他也多次阐述了上面的思想。他还提醒人们，在当代应作出努力，以免宗教的式微没落。
德国18世纪90年代的哲学与宗教攀亲，是所谓“德国运动”或者说“德国特殊道路”的体现，而席勒则吸收了这种哲学的基本思想。席勒认为，“人民与哲学家”，“开明人士和尚未启蒙者”在新的信仰中可又重新成为一体。《威廉・退尔》是“德国运动”早期的文学上的重要文献，是席勒思想的文学上的形象说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中国改编本《民族万岁》里是看不到原剧对宗教的强调，对上帝所表示的虔诚的，相反，所表现出的乃是对教会的厌恶与拒绝，应该说这歪曲了原作的主要精神，然而这种所谓的歪曲完全符合中国现实：
小皮（渔童）：听，那边山顶上在敲钟。
赵（渔夫）：我看他们也别敲钟了！讲了几十年的道理，上帝耶稣，耶稣上帝。他能替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跑了，我就不吃他那耶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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