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的置换，反映出赛珍珠这样的感受：一部描写中国农民起义以及被招安的小说里面，比杀戳、谋略、情爱更让人倾心的是兄弟之情。
水泊梁山的好汉，有名有姓108人。他们同生共死的理由只有
兄弟情被中国人称为手足情。手足的比喻若译成外文或可使异域的读者费解，但中国人，特别在大地上耕作过的人眼见心知。手和脚一起劳碌，一同苦乐。前路有荆棘，足与手哪一个绕得过？血淌在掌上和脚下有一样的痛楚。把兄弟定位于肢体关系，是中国式的宗法伦理的一大发明，当然它来自儒家的教义。“孝悌”之“悌”，即说兄弟之间友善的、不弃不离的、订之于终生的亲情。在中国人心中，兄弟情是大事。大到什么程度？此事仅次于侍奉父母，是不可回避的做人的根本之一。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什么能够抵御饥荒、病患、兵乱？实话说，什么也抵御不了。但家庭的团结稳固，特别是以血缘相系的大家庭的和谐一体，或可保全在灾变面前破碎的生命与利益。如此看，兄弟的责任，远远大于同胞间的名分，理应共赴生死。于是，在旧时的大家庭，当老人赚得一些田产，养育一些子女―――这是中国人的两大梦想―――之后，思虑的大事是让儿孙住在一起，不分家。这个现象在潮汕人、客家人那里尤为鲜明。不分家，实为不分情。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浸润血脉的信息。所谓大屋和祖屋如同一个大缸，兄弟乃至妯娌一并泡在家族的酒浆里，情分抵达筋骨，气味相契。
这种情形，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封建守旧，曾被声讨砸烂。然而，在当时社会保障样样破败的境况中，父母衰老、兄弟离散，遇到当头之祸去找谁帮助呢？小家庭不堪摧折，还是兄弟更有力量，因而砸不烂。
于是，中国社会诞生出一种奇特的伦理关系，即“友道”。它是从儒家的兄弟观念伸到社会的一种亲密纽带。这个道是什么？
―――姓氏不同，血缘不同，籍贯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相同，但变成兄弟。他们完全可以像亲兄弟一样剖肝沥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文前提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即是这一现象的文学缩影。
梁山好汉几乎每人都有一样优异本领（鼓上蚤时迁先生专擅偷东西，母夜叉孙二娘女士杀了人做包子，其本领按说不宜称为优异，姑言之）。本领是他们的“好”。而在大宋王朝，“好”并没有什么出路，因为世道太差。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被“憋”住了，人人都是死棋。抱成团之后，他们才舒展。除了“好”之外，他们第二个鲜明特征是“汉”。汉者，男人也，大丈夫也，其核心含义不在于性别，而在义。
义，在儒家思想里不及“仁”的地位高，但在民间，义比仁的影响大得多。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草根思想史的学者也许会忽略“义”的巨大作用。它鲜明地存在于从先秦的荆轲直到现今的百姓心目中。
它民间，它潜藏，它血性，它召之即来，它服从公理，它甚至是神秘的巨大能量。
梁山的人氏“好”而“汉”之，个个成全了理想。他们未必个个本领卓绝，宋江就是最没本事的一个。但结为兄弟，能力让位于情谊。只要讲义气就足够了。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兄弟”，并非拳击协会。它诉诸于感情，寄托于心灵。虽然自己有亲生兄弟，但渴望更多的兄弟，并以亲兄弟事之。兄弟可以多到不限数量，广至四海之内。虽然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帮会的基础，它仍然是中国人美好的传统之一，它的靶目标是消弭分裂，趋同和谐。人们从中看到，中国文化中感情力量的巨大。
友道是一种大道。南怀瑾称之这“特殊社会”。它的思想基础包括了孔子、墨子和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旦结拜了兄弟之后，比同僚更讲仁义。没有仁，大家做事就缺少见容于社会的道德准则，无根基。而没有义，互无相助，称不上兄弟。
不要认为“兄弟”只存在于古代，只存在于底层，只存在于黑帮当中，决非如此。如今的大学生共居一个寝室，也排老大、老二……毕业多年，他们也以此相称，感情笃实。高层之间也有兄弟情谊，这些兄弟们并非仰慕座次，而在渴望亲情，渴望在有限的血缘内的兄弟之外扩展更多的手足之情，为之愉悦与悲伤，为之奉献与奔走。他们什么也不图，只为那个彼此的称谓：兄弟。
泰戈尔说：有一次，我梦见大家素不相识，醒来后，才知道我们原来相亲相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