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六十年风雨砥砺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法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民主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则为民主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法治建设由此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司法运行机制基本健全，公民法律意识普遍加强。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虽然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真正实现还有漫长的道路。
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相适应，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也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法学理论受到法律工具主义和国家意志主义的支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那段时期，法律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法律文化和法律文明都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法学而遭受彻底的否定，正常的法学学术讨论变成“打棍子”、“扣帽子”的政治运动，大批法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成为阶级专政的对象，法学因此丧失了科学性而沦为一定意识形态的奴仆，法学园地一片荒芜。后一个时期的法学理论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逐渐得以重建与发展，从构建法学的基本理论开始，法学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为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提供理论支持，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献计献策，法学也从以往的“荒蛮之地”发展为日益繁荣的“显学”。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彻底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逐渐摆脱了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依附，有了对国家民主法治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追求，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初见端倪。法学不仅仅是一门“显学”，而且已成长为一门科学。
然而，我国法学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总体而言，我国法学的成长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旧观念的束缚。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理论、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是横亘在我国法学成长道路上巨大的理论障碍。法学研究必须摆脱这些旧的观念的束缚，必须冲破这些理论藩篱，才能获得成长。二是由于在很长时期内，对人类社会一切法律文明都持否定态度，导致了我国法学严重的先天不足，相关知识匮乏，研究视野狭窄，理论水平低下，“幼稚的法学”曾是较长时期内人们对法学的基本评价。法学要发展，就必须发奋努力，扩大理论视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法律文化和法律文明的知识养分，以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摘掉“幼稚”的帽子。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有法律人的艰苦努力，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我国法学基本解决了上述两大问题，法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褪去，法学也不再是“幼稚”之学，我国法学成长起来了！
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程里，虽然20世纪50年代即有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讨论，但是，这些论争的声音极为微弱，合理的意见和主张非但不能进入主流，反而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加以批判。最能集中体现法学成长的当属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法学各个学科的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的本质”的论争、“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民法调整对象之争、无罪推定的争议，到90年代的公私法理论讨论、免予起诉制度存废之争，再到新世纪由北大法学教授的一封《公开信》引发的《物权法（草案）》“违宪”大论战，关于沉默权、废除死刑、死刑复核程序、辩诉交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争论等，无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回顾共和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的论争，其间既有事关国家法治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法治还是人治问题），也有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具体实际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也有法学理论体系构建层面的一般学术问题（如民法学中的物权行为理论问题），可谓千姿百态。与五六十年代的动辄政治运动、上纲上线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论争，主要是在学术层面上展开，基本做到了“百家争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法学理论研究趋于理性，日臻成熟。
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记录总结，留给后人评判。《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试图以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之学”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实录》参照我国法学学科的划分，分为法理学卷、宪法学卷、行政法学卷、民商法学卷、刑法学卷、诉讼法学卷、经济法学卷和国际法学卷，由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担任主编。各卷的主编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论争的见证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勇于担当，必将使《实录》的初衷得以更好的实现。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
以“实录”的方式来再现共和国六十年间发生的法学论争，这在我国法学学术史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第一次。民为邦本，法乃公器。我期待并且相信，《实录》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精神的传播，使法治精神进一步体现在民众的言论行动中，落实在国家的法律政策中。法治天下，其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