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与张学良在一起。照片由北京汉唐之道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提供，特此致谢。
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台新闻播出了唐德刚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证实了
唐先生晚年，和大陆的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我与唐先生交往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于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我是策划。说老实话，这是一部本来没有的书，整个运作过程整整历经5年。
2002年6月，我就职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对唐德刚的专访《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意识到唐德刚手中应该存有当年的采访录音，尽管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当年计划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十分珍贵，值得考虑成书出版。
不久，经朋友介绍，顺利地联系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听力非常差，身边的人也要大声讲话才行，所以仅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话，往来沟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进行的，以后多年都是这样。他们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就是传统的电话和信件。记忆中唐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中气不是很足。
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唐太太介绍说，录音带一共是11盘，早前被一个叫王书君的借走，说是研究用，但后来他加了很多内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没有征得唐德刚的同意。
电话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踌躇，唐太太说，就是这个情况，德刚也很无奈，王书君对外说自己是德刚的学生，实际是很多年前德刚到山东讲学，他听过德刚的讲座。后来他到了美国，又到家里来拜访。那本书出版后，给过我们很少一点钱。现在录音带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要不要出版，你再考虑。我立即说，要还是要，唐先生采访的内容，出版后应该保持原貌，署名也应该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内容都被那本书采用了，恢复其本来面貌后出版，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大约隔了一天，唐太太来电话说，你的出版思路，德刚同意了。但是他说，当年采访时，还有一位在台湾的郭冠英也参与了，现在要拿出来出版，也要征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见，所以你还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没有意见，德刚也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几次沟通下来，觉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风，让人心里踏实。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书叫《张学良世纪传奇》，我买了一套，署名是“王书君著、访录者唐德刚”，全书将近90万字，分上下两册。估算起来，去掉录音带的内容不算，王书君应著作了80万字。后来听说有一位叫张永滨的哈尔滨作家，起诉王书君的这部书抄袭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几年，今年从网上看到报道说，张永滨胜诉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很快，仰慕中的录音带邮寄到了沈阳，邮包里还附了一些唐德刚先生与张学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关资料。
11盘录音带，有的录满了，有的只录有一半，听上去，多数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每一段谈话，都是随兴而发，有时说了几分钟，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彼此全无联系，但越是这样，其实内容也就越丰富，尤其张学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有时候讲出来的地方土话，唐德刚也听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还不少，于是有的时候就听得很郁闷，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听不清楚张学良在说什么。
对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基本形成了，书名确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内容严格依照录音内容，在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基础上，略微顺通字句，原则上不改动一个字。但是对于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话，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证阅读流畅，实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付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两个女孩子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记录整理。陈吉秀后来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娇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时碰巧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来的计划要赶在2003年1月的北京订货会上市，当然时间上比较紧张，不过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天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彭仑聊起下一阶段的选题，无意中说到了这本书，并介绍了有关《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实际情况。彭仑的职业感很强，当时就提出希望就此采访唐德刚，我说要先询问唐太太意见。
唐太太的态度有一些犹豫，说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很生气，不过这样报道出去似乎也让王书君太难堪，最后说我和德刚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结果，同意接受彭仑采访。对两本内容几乎一样的图书，一个称为访录者唐德刚，一个署名是作者唐德刚，也确实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
彭仑的文章很快见报了，他不仅采访了唐德刚，并且采访了几位研究张学良的权威专家，发表出来的题目是《披露真相：〈张学良世纪传奇〉果然传奇》，主要披露了该书引用的录音内容并未得到授权，也刊登了专家们对该书其他内容的诸多错误，发表的评介。彭文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
结果掀起一场波澜，彭仑来电话说，据说在美国的王书君闻听后立即表示要起诉他。他说起诉我不怕，你的书要抓紧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实。
再后来看到山东的媒体报道，王书君表示唐德刚先生给了他书面说明，证明他是得到授权的。我那时候经常与唐家联系，没听到过他们提起有这么一个书面说明，后来也未见到王书君公开这份书面授权。
以上记述，并非有意让王书君先生尴尬，仅是如实记录当时的实际状况。
录音带的整理记录很顺利，我依旧没有想好到底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对话，唐先生授权我全权处理文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源自张学良本人亲历材料的最高终结。再过100年，可能依旧是后世学者要遵循的史料，处理得不好，就会大打折扣，对不起张学良、也对不起唐先生，更对不起读者。
然而噩耗在这时突然传来，唐太太来电说，德刚给你写的序言就要写好了，是写在电脑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键，全都没有了。听完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可能对电脑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线希望说，是不是请人帮忙看看可否有办法恢复过来。唐太太说，办法都想过了，就是没有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你，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现在德刚很懊丧。
放下电话，有点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顺利，书却出版不了了，就是为这么一个原因。缺少了这篇序言，这本书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写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丢了，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过来气息重新提笔的。
看来出版时间要推迟了，想到对彭仑的承诺，不知道回头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时录音带全都整理完毕，统计一下，大约10万字左右，内容很丰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贵，但不知为何王书君并没有录到他的书里。
既然不知道唐先生何时会再有兴致重写序言，我也索性不着急，把这些资料沉淀一下也好。除了我那个一直没有想好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以外，这10万文字，如何让它们文通句顺，还要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尽量不改动他的语言，让编辑加工痕迹消于无形，实在很考验后期编辑能力，所以，放一下也没有坏处。
想不到的是，这一放就是4年。
先是2003年伊始出版社全力营销郭敬明，中间还遭遇SARS危机，从年初奔跑到年底，郭敬明已经从一名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家成为如日中天的畅销书作家。2004年春天，我离开了沈阳，先到苏州，再到北京，工作方向始终在发行岗位，指标抗在身上，再无余力操作这本书。然而无论走到哪，这10万字的打印稿和有电子版的U盘，始终都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我的一份心愿，也是对人家的一份承诺。
工作的变化不方便讲给唐先生，也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计划，这期间，也就很少与唐先生联系。
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做民营出版的尚红科先生，他经营的汉唐阳光公司出版过《帝国政界往事》、《花间一壶酒》等好书，作为同龄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
一次闲谈，我提到了唐先生的这个选题，老尚两眼立即大放异彩，当时就说这个选题我要了。
就这么句话，几年放不下的心思又萌动起来，把纸张已经泛黄的稿件再摆到桌前时，当初的困惑忽然明朗起来，作为唐德刚的最新作品，很可能也是最后一部专著，全书保持张学良的独立口述，字里行间其实已经体现出了唐德刚的智慧，他的那些提问语言，完全不必再呈现其中了。
时隔数年，唐太太还是很快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很尴尬地向她解释这几年由于工作变动耽搁了进展，但是书稿一直带在身上。唐太太并没有怪罪，仔细询问具体出版安排后，说还要询问德刚的意见。
又经过几次沟通，开始签订合同，我和老尚商量，老派的人，都喜欢喝茶，邮寄合同时，别忘了买点绿茶一起寄过去。不多日子，老尚说，唐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喝绿茶，言谈间很高兴。
过了几天，唐太太说，合同签好了，但是德刚的意思，还应该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过去征询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旧事重提，还是要询问一下好。另外，德刚跟台湾的远流也有协议，德刚全部作品的出版都是由远流授权，所以也要征求王荣文的意见。
我说郭冠英之前就同意过，应该问题不大。我和王荣文也是相识，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应该不在限制范围，这次我弄出来，将来可以给他现成的文本拿到台湾去出。
接下来是几天的等待，空闲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懊丧，放了好几年，一切关系都要从头理顺，只怪自己做事拖沓。
好消息很快来临，郭冠英和王荣文都没有意见，唐先生也开始动笔写新的序言了。
老尚说，这回就看你的了，10万字的文稿，拜托一定理顺好。
文稿的整理并不辛苦，但是很细碎，时常间断的、跳跃的谈话，要一点点依据时间顺序拼接，还要不时地重新组织张的语言，还要把编辑过程做得了无痕迹，有时候一个字词，就要拿捏半天。好在我是东北人，也算是学历史出身，对这段历史脉络并不陌生，也幸亏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满口土话都听得清楚明白，有些语言，不是东北人确实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现在回头想，也说不上来具体是哪一句，但是又似乎充满在字里行间。
从我抚顺乡下老家步行半小时就是大伙房水库，登上铁背山远望，就可隐约见到湖水对面的元帅陵，那就是当年张作霖未完工的墓地；工作后我又定居在沈阳，由于特殊的缘故，经常出入张氏帅府。如今，又是耳听少帅的叙述，为其编辑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回忆录。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细想起来，却又是天作的缘分。
接受采访时的张学良，应该有90岁，说话中气十足，若不听其内容，仅听他讲话，和东北那些聚在树下打扑克、下棋的老爷子没有两样，或者干脆就是被一群人围着天天在那吹牛的。
我给老尚建议，可以考虑摘取一部分出来，做成光盘附在书里，张学良这个名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真听过张学良畅谈的没几个人，尽管电视台播出过，也不过是很有限的片断，这部分声音材料不用上，可惜了。
老尚听完，说这个主意挺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最合适。
稿件全部整理完毕，老尚说，还需要做一些注释，读者阅读会比较方便。我说那就请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人来做吧，他们比较权威，便邀请了该馆的张侃侃作了部分的注释和最后审读。
唐先生的序言，没有传来像上次那样的噩耗，顺利快递出来了。打开邮包，见到的是一篇洋洋万字的文章，以86岁的年纪，就是一个个敲出来这些字，也是件不容易的体力活，难怪老先生的作品，华人世界争相阅读，也难怪有些学者著作等身，但是心比谁都虚。
再细看文字，居然有了惊天发现，原来唐德刚在序言里披露，当年去台湾为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后来突然中断确实是受到外力的干扰。但新获自由后张学良初到美国，唐德刚又再次牵线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合作自传。但意外出在张学良到美国是住在了一位贝夫人家里，那些天张学良与贝夫人出双入对，消息传到台北，赵四飞赴美国，将张学良带回台北。用唐德刚的原话说：“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赵四已经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刚的头上，等到唐德刚再到台北要见张学良，有人传话给他说，赵四对你深恶痛绝。
有谁能想到？《张学良口述历史》本应该是一部恢宏传世的巨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突然截断成为现在这可怜的11盘录音带，成了这样一部充斥残缺记忆的口述史？而即使这样，这样一部残缺的口述史，也已经极大满足了很多人的渴望。
再想到当年那篇瞬间失踪的序言，真的不知道，那又是一篇怎样的序言。可是再仔细看，唐先生的这篇序言，落款时间却是2003年农历元旦，这应该是那篇丢失的序言的写作时间，其中缘由似乎无法问起，放到现在，也成了一个小小的谜团。
2007年正月，东北下了一场闻名全国的暴雪，这时我已经离开北京又回到沈阳，坐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用了两天，以讲述内容和音质为标准，选出了若干段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老尚说，还需要有背景音乐，就用《松花江上》吧。老尚说，最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给这部书准备的。
写字间的对面就是辽宁电视台，我过去在这里工作过5年，在专业的录音间里，一边听着《松花江上》，一边听录音师一点点去掉录音里的杂质，在忧伤的歌声里，张学良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当我背着录制完毕的样盘，穿越立交桥下厚厚的积雪，忽然感到，这个持续了将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老尚接到样盘，来个电话，署名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唐德刚了。他说那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说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给读者原汁原味的感觉，要不就上策划好了。老尚说，上策划好。
老实说，从心里很想写一篇编辑手记放在书里，把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和曲折过程记述下来，至少，可以借此鸣谢当年辛苦纪录的陈吉秀和付娇，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念头，任何多余的附加品，都可能会使这部书的珍贵性打折扣，与其如此，宁肯不做。
就这样，负责审读的张侃侃也被列入策划，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讲，做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张学良的那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此时我从沈阳到苏州，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沈阳，刚好3年。3年的周折经历，这一句话就给出了精准的注释。
老尚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他说公司的一位编辑发现张学良有句话说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老尚说这句话我要放到腰封上。
温暖的南风吹到东北时，坐在工作间里，桌上放着老尚邮寄来的样书，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晚年张学良没有悟出那句虚名误人深，他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岁的。
图书上市后，受到的欢迎自在意料当中。我叮嘱老尚说，别忘记邮寄一本给彭仑，他现在99读书人，当年我给过他承诺，要兑现的。老尚说，我也认识他，会寄的。
《出版参考》的韩阳了解一点内情，怂恿我给她写篇编辑手记，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么也迸发不出来，写好的题目下面，总是一片空白。韩阳锲而不舍的催了半年没有结果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顺便记录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和歉意。
大约过了一年，远流的编辑游奇惠联系我说，这部书远流现在想出版，希望提供电子版。当初唐太太询问远流的意见，人家大度放行，如今当然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说电子版不在我手里，在尚红科那，我要先跟他沟通一下。跟老尚一说，很快就发过去了。
今年听说这本书在台湾也出来了。
围绕这部口述史，与唐先生的交往、全书的出版过程，基本如上。
图书出版后，我在电话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后除了叮嘱老尚邮寄样书、稿费，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回想起全部的交往过程，就是唐先生的两问郭冠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见过太多的人，事情一过，就忘记了当初帮助过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会想起说，要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
时间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电话说，唐先生过世了。老尚说，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诉我这消息了。我说晚上我要打个电话过去，老尚说我也要打，我这还有一笔稿费要付给他呢，我们分头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