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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死亡想象与诗人之死

2009-11-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赵思运 我有话说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谭五昌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8.00元

死亡是如此重大的话题,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又是轻飘飘难以把握的话题,因为活着的人无论怎么讨论死

亡,所有的死亡感受都是想象中的死亡。这就为死亡想象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死亡想象中,诗人的触觉无疑是最丰富而敏锐的,所以,对诗人的死亡想象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命题。谭五昌积多年诗歌创作与研究之功完成的诗学专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为我们呈现了诗人最为丰富而深刻的死亡想象,在诗歌主题学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而且也为人们(包括诗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观照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我们不得不佩服谭五昌宏阔的理论视野和诗学视野。在著作的导言里,他从西方和中国诗歌文本中的死亡意识的考量出发,为“死亡想象”寻求到双重“合法性”地位,然后又从20世纪中国的多方面语境中论述新诗中死亡想象的生成。可以说,谭五昌在这本著作里建立了关于死亡想象的诗学体系,横向上沟通中西,纵向上思接千载,从古代文化和诗学找到死亡想象的合法性,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进行丰富的文本分析与佐证,举凡整个20世纪各个时段的诗歌流派与团体,都纳入到谭五昌的理论框架,构成了本书以20世纪中国新诗文本的分析为经线的行文格局。

在逻辑框架上,谭五昌从“社会历史情怀规范下的死亡想象”、“死亡想象的审美之维”、“死亡想象的哲学阐释”、“死亡想象的心理分析”、“死亡想象的‘性别’书写”等理论视角展开了文本分析的扇面。结语部分又从死亡想象论述到诗人之死,收束全书。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造成的死亡想象彰显出来的现实性品格特别强,所以,作者对于第一章“社会历史情怀规范下的死亡想象”的论述更见思想力度,可谓灼见迭出。比如,在论述到“现实主义诗人”与“浪漫主义诗人”的时候,作者就敏锐地发现,不仅现实主义诗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浪漫主义诗人同样也被赋予了高度的意识形态内涵,他清醒地指出:“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现实主义’诗歌与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浪漫主义’诗歌呈现出高度的‘话语共谋’关系。”他这一独到发现为我们阐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形成,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极大的粘合力与功能性”。还有,作者在关于社会历史情怀规定下的死亡想象的研究中,对于历史理性的反思性论述,对于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揭露,以及历史信仰的“虚假承诺”这种乌托邦性质的剖析,都极富思想锋芒。这些理论发现与思想洞察都使得本论著避免了文本研究的平面描述性质。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学术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思想亦应该是有学术的思想,二者的融合才是学术之要义。

本书尝试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哲学阐释、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丰富内涵展开了系统而细致、丰富而深入的研究。作者说:“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将其思想与精神的触角伸延至社会文化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以及‘性别’(女性)文化与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由此也反映出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精神及心灵世界的广度与深度。”显然,论者丰富多变的研究方法,也是他的理论视野与思辨触角之广延的结果,所以,他对“死亡想象”的驾驭就比较自如,这也保证了他以后的研究能够走向更深远处。谭五昌对“死亡想象”研究的意义如此评说:“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把中国现当代诗人投身于死亡想象的各种思想理念及精神状况梳理出内在纹路,并从时序演进角度将之视为一部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的精神史或心灵史。”

最后,我想接着谭五昌的话题谈谈诗人之死的问题。在结语部分,谭五昌从死亡想象论述到了诗人之死的现象,看似闲笔,实际上,结语与第一章是最能够彰显作者的问题意识的部分,不可轻觑。诗歌中的“死亡想象”更多的指向文本,属于艺术世界;而诗人自杀、诗人之死属于现实世界,分属两个逻辑层次,但是,二者有着复杂的呼应关系。正如作者谈论的那样:“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诗人涉及死亡想象的诗歌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心灵之死的精神氛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浓郁。这也许很大程度上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社会迅速推进现代化过程对中国当代诗人造成的深刻精神压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期,诗人乃至于国人从来没有承受过如此超重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危机。如果说,郑敏的《诗人之死》揭示的是被动的社会境遇造成的悲剧,属于生存悲剧,那么,海子、戈麦、顾城、徐迟等则是面临精神困境之重压从而转化为主动“放弃”,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属于精神悲剧;假如说海子、戈麦、顾城、徐迟等人的自杀源于深刻的精神危机,那么,90年代以来乃至新世纪一部分诗人的自杀则重新把生存悲剧怵目惊心地推到了前台,让人逼视沉重的生存压力是怎样逼使诗人放弃自己的肉体的。殷国明认为: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不过,无论诗人的自杀、诗人之死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死亡本身都是残酷的,都是应该竭力予以避免的。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说:“我们悲哀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白,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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