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困境的全球化
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困境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享受着美国快餐、日本电玩、意大利西装、法国红酒乃至远程网恋带来的快乐，也受到臭气熏天的河流、灰蒙蒙的天空、全球变暖、飙升的石油价格和经济危机的毒害。
我们还
在这个高楼越来越高、空调越来越冷、汽车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人性束缚越来越少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仍然与佛陀、孔子和耶稣生活的时代一样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追寻幸福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
如何看待多变的世界？如何看待复杂的人性？如何找到心灵的平静？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仅中国人困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非洲人也一样困惑。不仅中国人在寻找精神指引，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非洲人也一样在寻找精神指引。
我们今天重新学习佛陀、孔子和耶稣的智慧，不是因为他们创立了一门宗教或者是万世之师，而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了一个共通的道理――仁爱既是我们生活幸福和心灵平静的力量源泉，也是人类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和谐社会，从心开始。我们获得快乐、财富、成功的力量就在我们的内心。佛陀、孔子和耶稣都教导我们要认识到人人心中有仁爱。只要我们相信人人心中有仁爱，愿意学习运用仁爱的神奇力量，我们就可以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每天带着仁爱出门
每天早晨出门时，我们都会检查有没有带钱包、钥匙、驾照、心上人或小宝贝的照片。还有一样东西也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它一同出门，那就是仁爱。
信奉佛陀的人讲慈悲，信奉孔子的人注重仁，信奉耶稣的人强调爱。慈悲、仁、爱虽然是三个不同的词，但意思却是一样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一个词――“仁爱”来概括它们的内涵和外延。
何为慈悲？佛陀说慈爱众生，给予快乐，是为慈；怜悯众生，拔除其苦，是为悲。
佛陀教导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世事无常的真理，静心修行，减少欲望，去除烦恼，保持平和宁静的心境，还要度己之后不忘度人，给予他人幸福快乐，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何为仁？孔子在弟子樊迟问仁的时候说了两个字――“爱人”。正是这两个字体现了孔子仁学的根本，成为孔子宏大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就是爱人，爱人即成仁。无论我们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黑皮肤，无论是儒家弟子，还是佛教徒、基督徒，都有爱人之心，也有爱人之力，都能做个仁爱之人。
何为爱？耶稣教导人们要全心全意爱上帝，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都怀抱爱心的话，那么他也一定能做到对邻居、朋友和路人怀抱爱心，与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
耶稣更强调的是爱人如己。他知道，环顾宇宙，人类是最最自恋的物种。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像上帝爱人那样去爱他人。他只要求我们把他人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人来尊重，而不是把他人当作物来看待、剥削、掠夺甚至残杀。
耶稣还对爱人如己的“人”下了一个定义：所有人，既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也包括莫不相干的路人甲、路人乙，甚至包括我们的仇敌和那些有罪的人。因此他说，“要爱你的仇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善待那些恨你的，为那些利用、逼迫你的人祷告”。
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善的循环将会产生更多的善，恶的循环只会导致更多的恶。我们以爱心对待仇敌，仇敌将会懊悔、羞愧，不再作恶。换句话说，除去仇敌最好的方法,不是肉体消灭，而是化敌为友。
仁爱带给我们更多快乐
仁爱带给我们快乐、财富和成功，会使我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会使我们看起来更加年轻、帅气和美丽。
关于快乐，如果我们总是从外部世界去寻找答案，总是期望将快乐建立在占有、索取或是不停的更新换代上，比如再买一辆好车，再买一台更大的液晶电视，换一个更加年轻漂亮的太太或者更帅更有钱的先生，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佛陀说，快乐，就像烦恼、忧愁、痛苦一样，都是虚空的幻象，既不绝对也不永恒，我们对此不能太过执著。
我们要坦然面对并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不受欲望的驱赶，保持心灵的平静，做到在人生巅峰不得意忘形，在失意之时怀抱希望之心。
达到这个境界，快乐就唾手可得。路人一个不经意的微笑，路旁一朵不知名的小花，都会让我们感到生活的美好，都会让我们对生命发出由衷的赞叹。
佛陀告诉我们，一个带着善心的人，快乐将会跟随着他，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行善的人想到“我做了善事”会变得高兴，而这种想法又会促使他去做更多善事。如此良性循环，他的心情就会经常处于快乐的状态。
为什么中国人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塑像时总是喜欢让她面带微笑？因为人们都认为她想着自身烦恼的时候少，帮助别人排忧解难的时候多，自然就心情开朗。
孔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古板，而是乐观、自信、宽容、幽默的绅士。他多年流亡，四处碰壁，却屡败屡战，始终保持着一个乐观主义者的顽强心态。不悲观，不妥协，不放弃，就是孔子面对人生困境的“三不主义”。
孔子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因为他的心里很少想着自我的官位、票子和房子，而是怀揣着对天下所有人的仁爱。因此他对日常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认为吃粗粮，喝白开水，胳膊弯过来当枕头，就能得到许多乐趣。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意思是，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仁爱，就不可能长久生活在简朴节约之中，也不可能长久生活在安逸快乐之中。
为什么这样说呢？心中没有仁爱的人，遇到贫困就很难安分，有可能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不合道德、违法乱纪的事，既伤害别人，自己也得不到快乐。而当快乐来袭时，这样的人又容易犯得意忘形的毛病，闹个乐极生悲。
快乐人生由爱开始，并将在爱中永恒。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相信爱的人总能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即使是从监狱的窗口向外望，别人看到的可能是泥土，而他则会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星。
相信爱的人会养成乐观、自信、朝气蓬勃的性格，能够克服失败所带来的恐惧、亲人离去的痛苦，始终保持快乐的心境。
相信爱的人拥有强大而坚定的信心。尽管也会遇到挫折，也会感到痛苦，但他不会浪费宝贵的生命去怨天尤人，而是将不快抛诸脑后，奋勇前行。
怀着仁爱之心善待财富
全球化时代人人都离不开金钱。如果佛陀、孔子和耶稣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可能也不得不像我们一样为一日三餐、上下班拥堵的交通、不断上涨的房价而奋力打拼，很难有时间去思考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圣人，有时候也会被财富击败，如果生错时代的话。
但佛陀、孔子和耶稣并不反对我们持有财富，他们反对的是财富持有我们，大活人成为财富的奴隶。
佛陀可以做我们的理财顾问。他希望我们做一个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眼的双眼人，既能增长财富，又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佛陀教导我们要追求“净财”，指从事正当职业，遵守国家法律，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积累财富要从小做起，就像蜜蜂采花一样，一点一滴，终成巨财。
有了财富要如何使用呢？佛陀说，一要生活足够而不奢侈；二要坚持修行；三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四要购置不动产；五要修寺庙；六要建僧舍。佛陀还告诫我们要去除酗酒、赌博、放荡、声色娱乐、交坏朋友、犯懒病等恶习，才能确保财富不会来如风，去无踪。
孔子少谈利益不等于他彻底否定利益。恰恰相反，他老人家深谙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认为追求财富和地位就像饮食男女一样，是人再正常不过的欲望，因此他认为应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不鼓励我们安于贫困，过着食不果腹，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日子，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个国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他希望政府使他的人民富起来，然后“富而教之”，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
中国人向来推崇儒商。儒商儒在哪里？就是要将儒家的仁爱放在商业利益之前，或至少将仁爱与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如果真要做出取舍，儒商会在数个不眠之夜之后做出重义轻利的痛苦抉择。
儒商内心装着仁爱，做生意讲究诚信，既可以提高公司的声誉，创造更多双赢的佳话，又可以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商业繁荣和社会进步。如此良性循环，我们的诚信社会就可早日建立。
儒商还要做到像文财神范蠡一样三聚三散，既锐意进取，生财有道，又富而能仁，乐善好施。虽然将好不容易赚来的银子拿去做慈善事业也许有点令人心疼，可人生又有什么比给予更大的乐趣呢？
如果只知道耶稣说过“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上天堂还要容易”这句话，我们一定会以为耶稣是一个仇富的人。
其实并非如此。耶稣认为我们是上帝财富的托管者。上帝很忙，只好将偌大的产业托付给人类管理，托付的方式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分给多少不等的财富。因此上帝才是世界首富和地球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比尔・盖茨只不过是他众多经理人中最成功的一位。
既然不是己有，而是托管，就要尽职尽责，不仅不能胡乱挥霍，而且要努力使上帝的财富不断增值。那些做得好的经理人，是荣耀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的恩宠，而那些不善理财和败坏上帝家产的家伙，则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耶稣强调托管者需履行好责任，是希望我们珍惜财富，不铺张浪费。从今天全球主义、环保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仅是上帝财富的托管者，也是地球资源、环境的托管者，要承担起合理使用、全力保护的重任。
耶稣还常常劝导信徒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对于那些心甘情愿将多余的财富捐出来扶危救困的富人来说，天国的大门对他们是始终敞开的。
我们很难想象上帝会拒绝一个将他的财产管理得很好并且乐善好施的富人进入他的国度。
将快乐、金钱与他人一并分享，就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对于经商的朋友来说，施惠于人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牢记“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这句话，这将让你受益无穷。
今天中国的财富来自于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奋斗和汗水，我们要将拼搏奋斗的精神而不是巨额的财富留给子孙，以保持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活力。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还需要按照佛陀、孔子和耶稣的教导做到宽容待人。无论我们生活在亚洲、欧洲还是美洲、非洲，宽容都应该像食盐、牛奶、面包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如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能够开放心胸，各种新的、旧的、本土的、外来的不同文化将有可能在中国日益宽松的环境中和谐共处，融合共生，经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融合与创新之后形成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这种新的中华文化，也许可以超越民族、肤色、国境的界线，重新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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