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文革”之初，还是高中生的他，没有被革命的狂热冲昏头脑，也没有混入芸芸众生随波逐流，弱冠少年竟向一个强大的政权“挑战”
在杨小凯去世5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这本书由逝者的妹妹杨晖女士编选，它用了相当的篇幅来介绍、讨论和评价由杨小凯开创并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收录了多位知名学者具有学术价值的评论，这些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Sachs)，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杨小凯生前所在大学)经济系黄有光教授等。无一例外，他们都对杨小凯先生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概括地讲，杨小凯先生的研究“跳过”二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为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发展出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詹姆斯・布坎南：“致杨小凯：一个经济学者的敬礼”，见《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
相较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他对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宪政建设亦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这方面的论述甚至具有更为深远的经世济民的意义。杨小凯自叹无法摆脱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地关心国家命运的使命感。因此，即使远隔重洋，即使已靠创新的理论立足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他还是无法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日子，无法放弃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秉性，由忧而思，由思而学，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变迁，针对中国的情况提出观点和意见。比如，正当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国人对此津津乐道之时，他却当头浇下冷水，开始大谈“后发劣势”。因为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后发国家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在短期内取得傲人的发展。但是，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长期而言，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他指出：“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在他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杨小凯有很多思想远远走在时代前列，他大声地说出来需要勇气，需要对真理执着的追求。
书中包括许多他的师长、同事、同学、学生、朋友和亲人甚至他青少年时期的同伴、“文革”时的“战友”和狱中“难友”的文章。他们的回忆，让读者可以从更多的层面，更广的角度，更长的时间和更生活化的细节中了解杨小凯既平凡又独特的故事。他在狱中通读了《资本论》三卷，萌生出做个经济学家的愿望，并且对劳动分工理论开始了深入的探究，这一研究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杨小凯的数学和英文都是在狱中自学的，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一下子要和比他年轻7-8岁的同学一起竞争，他承受着巨大压力，拒绝一切娱乐和社交，忘我地苦读。为了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里也不能讲中文，他也不看不写中文。他最终完成了一篇被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之潜力的论文”。毕业后生活并没有变得容易，全家人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后来，他在澳洲Monash大学得到教职，带一家人定居墨尔本，并在这里取得丰硕成果，在1993年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他知道自己失去了十年宝贵光阴，做起事来倍加专注与投入。即使在最无助、生命最没有保证的日子里，他也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求学上进。他向比自己有学识的人学习知识，向不同经历的人们了解社会。狱友问他：“管得这么严，你怎么还学？”他回答说：“你想想，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能不学？”他勇敢、专注而坚定，他的毅力超越常人。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慢慢从独尊科学和理性走向皈依基督教。对宗教的信仰改变了杨小凯。他开始全面反省自己，包括对功名的过于追求，包括一心只为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家人和孩子。他变得谦卑和宽容，向上帝忏悔，向太太忏悔。他告诉妹妹，得病信教的三年，是他人生中最平静的三年。如果他的病得到医治，他可能放弃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人，或者干脆去做在狱中做过的泥瓦匠。这些杨小凯亲人们的回忆令人动容。
五年前，杨小凯带着一个思索的头脑，带着一颗自由的灵魂，带着许许多多的叩问和未曾实现的梦想离去了。然而，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真正的思想者是永生的，他们的思想将代代相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