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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5日，国歌纪念广场落成暨国歌展示馆开馆典礼在上海市荆州路举行。悲壮、雄浑而又激昂的乐曲，再次将在场的人们带进了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抗战岁月，再次唤醒了人们居安思危、发愤图强的爱国之心。
巧合的是，两天后，我到辽宁桓仁采风，无意中听当地人介绍，《义勇军进行曲》是依据诞生于桓仁的《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等素材提炼、加工而成，2007年以来，当地政府已将桓仁列为国歌原创素材地，作为城市品牌向外推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儿女揭竿而起，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战斗，写下了辉煌篇章。孙铭武和唐聚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孙铭武，1889年9月生于辽宁清原，曾任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25年，他退役后，在沈阳开了一家福兴旅馆，借以维生。“九・一八”事变时，他目睹日寇的暴行，痛心疾首，毅然返回家乡，并动员哥哥孙铭久、弟弟孙铭宸（别名耀祖）等毁家纡难。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1932年1月，救国军已发展到1000多人，并多次打退日伪军进攻。1月19日，大汉奸于芷山以谈判为由，在临近清原的吉林柳河布下圈套，将孙铭武、张显铭等20多人谋害。1953年，经当时的辽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孙铭武为革命烈士。2005年10月1日，抚顺新闻网报道说，抚顺发现了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歌。孙铭武将军的遗孤、90高龄的孙起老人仍能完整地高唱这首军歌。
唐聚五，满族，1898年生于吉林双城。1916年参加东北军。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调到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部第一团任中校团附。“九・一八”事变后，一团团长姜全我公开投敌，张学良下令重建第一团，领导民众抗日，唐聚五被任命为一团团长，驻防桓仁。1931年11月7日，唐聚五接待了辽东10余个县公安大队长和爱国人士王凤阁、方春生、孙铭武等，大家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抗日救国。1932年4月21日，包括桓仁、清原在内的辽东14个县一万多人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唐聚五被公推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孙铭宸被委任为第六路军第六旅旅长。两天后，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又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到8月份，自卫军由19路扩大到37路、约20万人，与日伪军战斗100多次，收复东边道10余个县，闻名全国。11月，张学良任命唐聚五为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孙铭宸任少将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1933年3月，唐聚五率领三军团2000多人，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被誉作“激战中的激战”的古北口保卫战。1939年5月18日，唐聚五在河北迁安壮烈牺牲。194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追悼唐聚五将军》的社论，指出：“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二
1932年夏，东北义勇军形成高潮，发展到30余万人。在近两年的抗战中，作战达200次左右，攻克县城达40余座，歼敌2.5万人。到1933年底，由于日军的围剿而基本解体。但是，东北义勇军的事迹，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据著名作曲家孟波回忆，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
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当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接手，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不久，聂耳就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并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词与歌谱珠联璧合，无可挑剔。但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海外。
三
田汉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大师，一生著述甚丰，仅新旧诗歌和歌词就创作了近2000首。《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桓仁《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等歌词、宣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洋洋数千字，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唱道：“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敌，败叶扫秋风，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了锦绣的辽东。”
《军歌》的原词则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军歌》歌词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但有一点区别。《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959年，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也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主题、结构，还是遣词造句，田汉的《军歌》歌词主要取材于《血盟救国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段歌词与《血盟救国军军歌》无关。《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歌词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风云儿女》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生活为创作背景。当时，田汉身在上海，在创作之前，他既没有在义勇军中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到东北长城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过，但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在内的创作素材。据专家研究，1934年，东北义勇军被迫解散后，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拜见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也有可能直接给田汉提供过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1957年第19期，田汉在《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说，该主题歌“预备写好几段，但没想到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也可以理解，《军歌》歌词实际上就是一份未完成稿。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年田汉收集的歌词素材上，未必就有词作者的姓名；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在一切出版物上，“抗日”都被删为“××”，因此，时局也不允许把抗日将领的姓名直接写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影响也更大。而联系到抗战特殊的历史时期，《血盟救国军军歌》基本上属于抗日民歌范畴。根据著作权法之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仍应视为田汉根据抗日民歌素材独立完成的“点石成金”之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词作家辛勤劳动的原则，考虑到聂耳、孙师毅等人贡献，将《义勇军进行曲》或《国歌》的歌词署名改为“田汉等根据辽东抗日民歌创作完成”，也许更为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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