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观点。他只是怀着无比的同情参与人类生活……”乔治・桑塔耶纳如此评价
我们现在常说“现实比小说更精彩”，言下之意仿佛小说的本质就是臆想编造，然而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现实的真实镜像。从乱花迷眼的现代派文学世界里抽出身去，返观19世纪经典文学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狄更斯的价值：他对细节的捕捉好像特警收集证物上的灰尘，这些灰尘里散射出一个时代的庸俗――场景的庸俗，心灵的庸俗，像他的书一样一眼望不到边，只有灿烂的文字和思想才能驱走其本质上的乏味。《董贝父子》、《匹克威克外传》、《大卫・考坡菲》、《荒凉山庄》，它们的厚度让人想起那种举目四顾皆人海的感觉，它们的确不是写给快节奏的20世纪人的，而是写给森森雾霭中的伦敦维多利亚公民，他们已坐拥死气沉沉的民主，正急于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稳定地维持自己散漫的注意力。
霍尔兹沃思先生关注的是狄更斯小说里关于“法律人的居所”的情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法体系曾深受自由主义法学家哈耶克的推崇，认为其整合利用了累积英格兰数世纪经验智慧而成的普通法，保卫了“自生自发的秩序”。不过，小说家对此颇不以为然，他的视角只投向表象世界的背面，法庭的隔壁，被审判席遮住的那部分人体，投向不容易被后人注意的个体的细节遭遇。拥有一副锐利的眼神就成功了一大半，因此狄更斯“没有观点”是因为没有必要提出观点：相比小说而言，现实已足够精彩。
他看到了最直观的物质环境，《匹克威克外传》中法官助理的办公室光线昏暗，墙壁颓败，等待见法官的和见过法官的人相互激烈争吵；《远大前程》里巴纳德律师会馆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光鲜，“只不过是几幢肮脏、破旧的房子，胡乱地丛集在一个又腥又臭的角落里。”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辩词与判决放在这些场景前就成了讽刺，人们不一定会放弃对法律神圣性的信仰，但一定会改换一种眼光。接着是司法的客观后果，如《荒凉山庄》里约翰・贾迪斯所言：“一个姓贾迪斯的人，不幸发了一笔大财，写了一个有着大宗遗产的遗嘱。就为了解决应该怎样处理遗嘱中的遗产这样一个问题，这笔遗产竟然全部给花光了。”文学家如是概括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对比起来，所有的法律人――包括法学家在内――都成了理论、程序、规则的审美主义者甚至唯一受益人，这行业所谓的社会价值也因而打上一个问号。
但这不是什么“揭黑”行为，就像西方许多关于司法、法官和律师的笑话所显示的那样，西方法律体系，尤其是英美法，对于形式公平近乎偏执的追求一直在让社会承受负担；而日久天长发展出的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法律人群，靠替人调处、解决争端并抽取佣金为生，他们身上“唯恐天下不乱”的色彩是与普通个体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善相冲突的。无数笑话嘲笑律师弄穷了委托人却充实自己的腰包，它们与狄更斯的小说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个体怀有同情的人的讽刺，是一种转换视角后的辛辣敲打，而非对现实、对一种来之不易的制度的简单否定。
桑塔耶纳说，和狄更斯相比，边沁、穆勒这些同时代的英国人“善谈大多数人的福祉……倘若他们能有那等智慧，能想象得出芸芸众生会把他们的幸福寄寓于什么之上时，他们那纸上谈兵的对人类的爱该会冷彻骨髓吧。”我们不随便取消理论家的意义，但理论家疲痹怠慢的地方，亦正是文学家身手不凡之处。在狄更斯的笔下，英格兰这个法治社会之“恶”是个让人深感同情的现实，是个神情忧伤的怪物，我们越是长久地注视它，就越为它感到痛惜；它建立在普遍的平庸、呆滞之上，没有伟岸的英雄、高尚的人，只有开始涉世的孩子、埋头逐利的成人、满怀私心杂念的公务员和良知未泯的贼。然而精确再现这类平庸的人，却得始终怀着那么一点点在卑微的自我认知中寻到自由和幸福的希望。
律所执业经历为狄更斯写司法故事提供了素材，但或许，是被剥夺继承权的不幸命运给他注入了针砭法律现实的原初动力。事实上，霍尔兹沃思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他主要从前者出发去狄氏作品里寻找案例，却似乎没有注意到，狄更斯对百姓的法律认知同样进行了精妙的记录，在那里可以看到法律对市民生活的真正影响。且尝《奥立弗・退斯特》为一脔。小说中讲到邦布尔先生的悍妻销毁了首饰，布朗罗律师指出，销毁行为是在邦布尔先生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
“……从法律的眼光来看，两人之中你的罪责更大，因为法律认为你妻子的行为是受了你的指使。”
“要是法律这样认为，”邦布尔先生一边把帽子夹在两手之间使劲地搓一边说，“法律就是一头蠢驴，一个白痴，如果这就是法律的眼光，那么法律一准是个单身汉。我宁愿法律落到最坏的下场，只有亲身体验过了，睁开眼睛了，才明白丈夫能不能支配妻子――这要靠亲身体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