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庵即罗洪先，嘉靖八年状
张卫红非常警惕现代学术界流行的“以西学概念化的思维（或曰强知识化）来‘治理’中国古代思想的‘哲学范式’”，因此自觉采用了“生活－历史脉络”与“工夫－体知脉络”的双维研究格局，试图藉此避免哲学研究中所容易缺失的“语境”层面。
当后世的人们念念不忘传统儒家高度张扬的社会责任感，似乎集体遗忘了这一学派在其创生之初，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普遍性的人生价值基础和健康生存方式。
罗念庵一向被归类于“与王阳明思想有间的王（阳明）学后劲”，似乎只有少数研究者予以关注，因此尚无专著面世。张卫红认为这可能是因罗念庵的思想“若以义理体系丰富与否的标准来看，似乎令人失望”，“他留下的文字中较少有纯理论的解说和构造，绝大部分是与友人、门生讨论悟良知工夫的实践经验”。但不少学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罗念庵其实另有难得之处：“念庵之学，乃纯是一为己之学”（唐君毅语），“他的学说就是他对整个理学的体验层次和境界”（古美清语）。罗念庵是一个“重视实践工夫”的学者。而如何诠释这一突出特点，对于解读以“内在经验”也即“体知/体证”为真正基础的宋明理学，无疑意义重大。
这本相当厚重乃至有些沉重的著述，通过罗念庵这样一个苦涩儒者在书林中清癯的孑然身姿，可帮助后世学者深刻地记住这样一个历史页面：“阳明学对主体性的肯定与中晚明市民阶层对个体意愿的追求为不同层次的生存境界。后者强调世俗情欲对外在道德规范的挣脱，是对人欲的肯定；而前者高扬的自由精神则是通过艰苦的修养工夫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人欲恰恰是遮蔽良知最大的障碍。”晚明醇儒所追求的那个自主自由境界的实际完成，往往需要付出极为艰苦的自我的“细细照察，细细洗涤”。中晚明绝非只有一个艳冶流荡的秦淮风月般的狂禅记忆，那只是后人对于历史很不负责的“选择性记忆”。
本书许多细节所透露的，亦微妙包含了作者本人某些深刻的生命体验。例如作者勾勒罗念庵亲人早逝的家庭际遇与一生多病的衰弱体质，从而领会其何以对生命的流逝与脆弱如此刻骨铭心；罗念庵于王学主流之“径任见在良知”难有所获之后，毅然返诸濂洛之学渐次完成“从凡到圣”这段辛苦的工夫阶次；终于大觉之后，罗念庵更将“一体之仁”外化为以正风俗、成人才为己任的乡族建设和讲学活动……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作者比较了两个阳明学者于世情出入的个案，唐荆川出仕与罗念庵拒仕事件，针对前者，作者得出如下精致结论：“贬其（指唐）阿谀权贵者非历史真相，失之于假；斥其丧志辱节者囿于世间成规，失之于俗；赞其忍辱负重者囿于一般性的道德标准，失之于浅；惜其未能扭转世风者局限于事功标准，失之于外”，惟独从唐氏所依止之“性理”标准入手方是肯綮。唐氏暮年之出山，其最难能可贵者。这一玲珑断制，虽不至振聋发聩，但其能够体贴古人之用心良苦，刻画入骨，亦可谓至矣。
作者的授业恩师、中山大学的冯达文先生在序言中称作者“为人沉实少有张扬”，此种风格亦见诸行文，文笔不事奢华，绵密老到，却有着质地上的华贵与雍容。
若论其稍嫌不足之处，或因作者过于追求“完整”与细腻，导致个别断制显得伤于繁复，有些不够明快斩截，乃至读来如芳堤走马，常有分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