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本书编于1990年，距今已经快要20年了。大家现在如果闭上眼睛，
到底为什么呢？――因为1990那一年，是紧接着1980年代而来，而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围绕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也就是寻常所说的“文化热”。大家知道，在那些意气多于理性的辩论中，最热门的压轴好戏，就是从刘晓波到刘小枫，都把火力对准了当时最享盛名的李泽厚，――当然他们的矛头所向，也只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李泽厚。而我那时候正在李泽厚门下，即使想要不卷入那些争论，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争来争去，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我却逐渐听出点味儿来了，觉得如此针尖对麦芒的两军，说的并不是同一回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论说中，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想要赞美它的，就专门描绘它的正面，所以是美轮美奂，而想要糟践它的，就专门对准它的背面，所以是不堪入目。由此一来，虽说他们自己越争越上火，越争越糊涂，我倒反而看出点门道了――要是我们能针对中国文化这个课题，进行一次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网络编织，把文化热中所讲的正面价值，和文化热中所讲的负面代价，进行一次有机的内在勾连，那么，大家在认识上理应都会递进一大步。
这就是构思这本书的基本动机！我们希望借助于这次写作，首先澄清一下自己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故国文明获得总体上的了解。尽管其编辑和写作的过程都很费劲，我却雄心勃勃地默念着：等我编完这本书以后，看你们谁还敢对着中国文化信口雌黄！――到那个时候，无论你想说它的哪一个要件，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你都应当预先意识到，那都是长在整个文明大树上的枝杈，所以，每一种好处都裹挟着负面的效应，而每一种缺憾也都要与某种正面价值来对冲和抑制。
最初，我为这本书列下了13个门类，下分81个题目，也称得上是煌煌大观了。所以记得庞朴老师当时还开玩笑说――你简直像重走西游一样，要熬过八十一场劫难才行！果不其然，等挖空心思地搜罗到七十几题的时候，就实在再也探听不到专家了，也在约稿方面碰壁得太灰心了。所以无奈之下，我就干脆自己钻进图书馆里，临时抱佛脚地把自己强化成专家，写下了书中的饮酒文化、体育文化等篇章，真是好不辛苦啊！
然则，真等这本书编定之后，出版上却遭遇了意外的难题，使得原定在台湾推出的计划，一拖再拖无疾而终。而这本书的头一个简体字版，也只是安慰性地印制过很少一点，印制的质量还很差。不过，我对这样的挫折并不太在意，反正自己已经澄清了不少问题，在思想上获得了足够的进境，也就乐得去投入下面的研究了。当时岂能料到，20年后再来回头，还能有喜出望外的收获！――我们发现，虽然当时悉心制作的成果，并没有帮助煽起国学热，但等大家都广泛珍视传统文化的时候，它却可以发挥未曾逆料的效果。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当时作这本书时，工作态度是更认真的，甚至更虔诚的，而像当时那样的一种心劲，跟在写作之初就想要追求畅销的当下心态，完全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当时召集到的作者，包括庞朴、张仲礼、李学勤、沈善洪、阎步克、姚大力、葛兆光、张伯伟、陈平原、梁治平、高名璐等等，那是何等强大的阵容？即使是我本人，要想再把他们全都请来一次，眼下也是不可能做到了！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我们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冯友兰教授尚且健在，而陈来兄遂受我之托，请求老先生为我们题下了“中华文明”四个字，――或许就是冯先生最后的、龙飞凤舞的绝笔了，因为当时其双目已接近于失明；而题字落款的那方图章，则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专门为冯友兰先生刻下的。可谁想到，几乎在转瞬之间，甚至连书籍都还未及面世，这些字迹便已成文物了，真令人嘘唏不已。――惟愿我们在这四个大字底下，所完成的具体演绎工作，还能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光复与重振，从而有以告慰一代哲人的在天之灵。
《中华文明读本》，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38.00元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论说中，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想要赞美它的，就专门描绘它的正面，所以是美轮美奂，而想要糟践它的，就专门对准它的背面，所以是不堪入目。
――刘东
1985年开始，国内兴起了“文化热”。整个读书界，“文化热”的关键词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但这本书用的是“中华文明”，而不是“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因为它预示了90年代以后我们整个文化、学术的一种发展和变化。
――陈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