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强先生的《律动与辉光――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生成背景与个案研究》(以下简称《律动与辉光》)，把古代文学结构的生成放在士子心性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凸显了古代文人的诗心灵动与文学结构的融合，突破了传统文首先是对文人心性的分析。作者从“内圣外王”和“并庄屈而用心”的视角，认信了中国古代文人“儒道互补”的心性人格。儒道互补，虽为传统的论述话语，作者在此却突出了其中的人性情怀。对于儒道互补的历史必然性，作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悖论和矛盾入手，彰显出儒道互补对于古代士人心性形成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为古代文学结构的诗意生成提供了充分的心性论依据。可以这样说，作为士子心态的文字性表达，古代文学作品艺术结构的开放与闭合，相反与相成，张力与韵致，归根结底，要追溯到我们的民族心理、文化性格，和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士的心性人格。其中，本书对黛玉作为古代文人心态隐喻的论述成为全书的亮点和神来之笔。除此而外，作者还赋予儒道互补结构论的崭新意义。本书最为关注的是传统文人心态的儒道互补和由此所形成的士子人生图景对古代文学结构的影响。释“心性”以论文学，勘寻思想之传统以摸索人文气象，在心性和结构的复调式格局中寻求文学结构的知识性表达，这是作者的心性所在，亦是一条新颖的运思路向。它摆脱了浮泛的中西类比和表面言述，深入到中国古学的内在脉络，明断古代文学结构的真正由因，十分有价值。也是作者多年浸淫古学和文学艺术后的断言，体现出精准的识力和深切的领悟。
其次，《律动与辉光》提出了文学结构的诗化与中心意象结构法，是对文学结构的文化观照与深层次思考。
中国文学结构诗性空间的生成，既缘于古代文人、诗人的身份叠合，又缘于传统哲学、乐论影响下的诗性思维。著者心目中庄子的“诗入小说”，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诗化，更是一种人生姿态，是一种超越历史、伦理和政治的真正的艺术精神，是一种关注人之在世的生存体验和生存态度。庄子对于儒家历史和传说的大胆篡改和戏说，是对儒家文化的反叛和突围。而这种自由翔舞的审美精神，为后人“以文为戏”的纯粹的文学创作开启了先河，对后世小说艺术的自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庄子》的‘荒唐之言’的优美序曲，到《红楼梦》‘荒唐言’完美而集大成的最后乐章，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走过了漫长的诗意化的历程。”作者的叙述是诗意的，对文学源头的追溯和艺术精神的剖析是敏锐的。中国文学精神的形成既深契于远古巫筮文化的宗教情结和神秘色彩，接踵于诗骚的交融渗合，“易”之天人合一，俯仰时象，“乐”之“中和”“尽美”，而无疑成熟于庄子的“以文为戏”、“解衣般礴”和“无乐之乐”。对中国文学诗性结构的探询必着眼于此，方谓直探本源，这是作者识见超卓之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汇通之处。
原创性思想都是以一些独特的基本概念作为理论基石的，孙敏强先生用自己的诗心辉映古学，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说”，独具特色的“中心意象结构法”的提出，是作者的一大创获，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解释，以此为题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文获得了2008年学术提名奖。“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范畴，学界曾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而“中心意象结构法”，却未见提及。作者认为：中心意象结构法“是指古代一些戏曲小说家采用的特殊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即，通过设置关系全局、贯穿全书的，具有丰富历史积淀和特殊审美意蕴的中心或焦点性意象，对作品主题命意、情节冲突乃至整体结构起到贯通会神、画龙点睛、衬托映照等艺术效应，从而辉映和拓展作品的境界与层面，聚合和统摄作品的结构体系，使之成为完美的艺术整体”。
桃花扇作为饱含文人忧嗟之叹、至性挚情与深沉历史感的特殊“意象”，映照着一个朝代衰亡的历史和一个民族辛酸的痛史，寄寓了作者对李香君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对自我感时伤乱的黍离之悲，对国家和民族大厦飘零、江河日下的无限感喟！以诗心结构全篇，以文心笼罩群言，确有绝大深意在焉，不亏为文学史上辉耀古今的伟大创举。而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具有特殊历史积淀和审美内蕴――一种民间的、审美的、艺术的价值而存在的“石头”，作为《红楼梦》的中心意象，既与宝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复合体，又担当着故事参与者与叙事者的双重功能。既是曹雪芹“顽石情结”的体现，热肠冷眼的感悟与观照世事的审美态度，又成为辉映全篇的生命情味和审美釉彩。
孙先生多年来从事《庄子》和《红楼梦》的研究，从这样饱含“生存”论识度的境域出发，将文本的静态意象和传统的文化质因、文人的心性人格打通，而以文人的文心和精神为本，努力探求叙事文学的动态空间和结构，如此运思，确是诗心所系，独得之见。既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体察，也是专著的论旨所在。
（《律动与辉光――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生成背景与个案研究》，孙敏强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