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术界非宗教界，尤其藏学界，一无门派之别，更无门户之见，王尧先生及其研究成果历来为海内外藏学家并广及大众所共享。祝寿晚生中，就有像我这样的非“嫡传”弟子，但编外学生的受益程度，也许不下于在场的许多人。王尧先生的重要著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西藏文史考信集》《西藏文史探微集》一一读过，还是反复查阅的案头必备；对他多年来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贤者新宴》等丛刊也多有涉猎。相关内容、学识大都转化为自己的积累，有些已转述在本人拙著中。我为编辑出版《贤者新宴――王尧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通读了两代学生的论文，文集中有再传弟子任小波悉心整理的《王尧先生论著目录》，另有陈楠教授由文及人的解读《王尧先生学术成就评述》，兼有学术性、个性化表达的则有沈卫荣教授的《汉藏文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成就――从王尧先生的〈水晶宝?〉谈起》，而其他二十余篇虽属文论，均可视为向师尊致敬之作。本文标题原拟为“假如没有王尧”，略嫌唐突，来自祝寿聚会上的一个闪念：假如没有端坐上首的这位博学而谦和的长者，中国藏学将会怎样？也许敦煌遗书中吐蕃古藏文文献的译注工作将来会有人做，但当下的中国藏学界肯定少了许多风景；在场者也许有人仍会从事藏学，但显然不会有如此阵容。假如没有先生，这一天我们不会走到一起，正是因为有了，至少这一群人的命运被改变了；至于先生对于当代中国藏学事业推进的力度和程度，则是显而易见又是难以量化的。
具体到个体受益人，笔者作为文学转述者，潜移默化方面且不论，实实在在被植入新作《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中的内容，就支撑起吐蕃部分的大半；吐蕃之后还有一些，最突出的一例，是先生在海量藏文史籍中查访到的南宋少帝赵显其人踪迹，让这个汉地失踪者以藏传佛教高僧大译师面目再现于历史视野。这些转述而来的故事为拙著增色出彩，不乏高光部。另有部分内容来自先生弟子们的研究领域：从陈庆英先生藏译汉的《汉藏史集》中撷取了令人拍案惊奇的若干片断；从陈楠教授对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论著中归纳出大师生平事迹；从谢继胜教授所经营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获知了古代内地传播的线索；最后是沈卫荣教授在对书稿的审读中，多有订正之外，建议将陈寅恪先生所称誉的“吐蕃玄奘”法成法师单列一节，这位曾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铭记的人物由此熠熠生辉……直接间接得自于先生教益的这一切，不期然体现了一连串的因果和缘分。
仅仅说明对于研究成果的借助是不够的。令我深受感动和感染的，是王尧先生对于毕生从事之业的敬重、对于西藏古今人民毫无保留的大爱之情。这一情怀来自深度的了解和理解，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道德基础，因而格外坚实和博大。以前对于唐蕃时期的藏汉关系，或战或和仅是一知半解，经先生提点，方才得知有激烈冲突的一面，更有空前繁密的文化大交流一面，有那么多具体生动的事例可资佐证：佛经的同译互译、汉文古籍的藏译，双方阵营的互动以及相互投奔……凡此等等，先生的案头书卷中，自有千军万马，自有文脉奔流，有声有色，激荡人心，均为中华民族岂敢忘怀的往事经历。新资源、新材料对于学科进展的作用已是常识，敦煌遗书的发现开创了一门国际敦煌研究即是明证之一。就王尧先生对于吐蕃古藏文文献包括金石简牍的译注一项，就对藏学研究的大步迈进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卓越贡献。
藏学应被涵盖于大国学或曰广义国学之中，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之所以现在才想起需要概念上的确认，是因“国学”一词沉寂有年，随着近年间的加热升温，一经有人琢磨这门“中国的学问”，忽然意识到原有概念的狭义性。通过先生和一大批藏汉各族藏学家们的工作，我们看到大国学原来早有传统，且源远流长，方块汉字所体现的以外，至少在唐蕃时代，即有藏文方式的加入，相继加入的不乏其他文种。近年间，不仅在多所民族院校设立了藏学院系，先生的学生们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也各自创办了藏学机构，其中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即是率先垂范的标志性事件。
从事藏学、民族学较之其他行业，于族际、人际关系方面，多了一个层面的喜乐、忧虑和使命。王尧先生精通史地，始终关怀：中华各族群历来相互依存，天然多元，终归一体，共生才能共荣。无需以智者眼光看取，这一观念理应成为公众常识国民共识。我记住了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当中华各族人民都以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时，那样的稳定才是最可靠的。
言不尽意，再回到标题，皆因有了王尧先生，既是中国藏学事业的幸事，也是我们一群人的福分。那天的祝寿场合，目睹桃李满园的情景，我还试着寻找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彼时的老寿星，终于找到――较为现代的比喻是航空母舰，自然物象的比喻是无限花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