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谓布达佩斯“完全巴尔干化”
的评论，关于战后匈牙利文学一无是处的断语，对极右势力甚嚣尘上的指责，皆将自己送上了本国舆论的骇浪之峰。匈语媒体断章取义的报道则火上浇油。
匈牙利文坛因此掀起了一场关于作家与国家、文学与政治、现实与历史的大讨论。同胞们能理解凯尔泰斯这个自许的“柏林人”吗？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如下：
本报上周报道了凯尔泰斯在其八十大寿到来前对德国《世界报》发表的谈话。长居柏林的大作家盛赞了德国首都，并骄傲地自许为柏林人，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具音乐色彩的城市”，生活平静，居民友善，而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了，乃至其祖国匈牙利的世风，也在过去十年间持续恶化。“极右分子和反犹派甚嚣尘上。匈牙利人的旧习，如伪善和压迫倾向，则更甚以往。”他说。
他同时否认了自己和匈牙利文学的联系，称养育他的是欧洲文化。在20年前的那些年里，他从未读过任何一本得到国家认可的书。
上述内容被匈牙利报章广泛译载，并在该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匈牙利网络作者Marietta Le在“GlobalVoices”概述了本国多个文学blog对凯尔泰斯的严厉斥责。有人称：“每个光荣的匈牙利人都会认为，他是个丧家的流氓。”
然而细心的双语读者很快发现，媒体对生日谈话的匈语翻译实在太过粗糙――“仿佛我国无人懂德语一样。”有些地方甚至断章取义，即使不是无事生非，亦属火上浇油。比如报载凯尔泰斯说：“别把我和匈牙利扯在一块儿。”读到这里，你必会认为凯尔泰斯连自己是匈牙利人都不承认了。实际上他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文学传统。
撇开蹩脚的翻译和大众的口水不论，在匈牙利文化界，这篇生日谈话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复杂反响，尽管有人认为凯尔泰斯的评论方式值得商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他的理解。
匈牙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劳德诺蒂・山多尔（Radnóti Sándor）在《人民自由报》撰文指出，凯尔泰斯的言论所针对的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明确无误的、具有鲜明匈牙利特色的忌恨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他坚信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要忍受、甚至赞同对它的不敬或蔑视，如此才能检验其成熟与否。
该国文学网站Litera采访了多位文坛人士。评论家瓦里・捷尔吉（Vári Gyorgy）认为，当今匈牙利正处于一种“最糟糕”的反应――自怜、恐惧自由，“我们的人性之恶”因此有机可乘。“从这个意义上讲，凯尔泰斯是对的。”他说，“过去十年来，我们所处的环境每况愈下，布达佩斯也几乎成了一座不适合居住的首都，这也是对的。”
斯洛伐克匈族作家格伦德尔・拉约什（Grendel Lajos）也表示了对凯尔泰斯的理解。“作为一个斯洛伐克匈族作家，我非常熟悉凯尔泰斯在听到极右言论时的苦涩感受。”他说，凯尔泰斯因此联想到纳粹并不出奇。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斯洛伐克，听到该国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党的领袖扬・斯洛塔发表反匈牙利人的演说时，拉约什的感觉与凯尔泰斯并无不同。“但我不会把斯洛伐克形容为一个被极右言论统治的国家，或者反犹主义左右了公众。尽管我们确实存在着反犹主义，以及对吉普赛人、对同性恋的仇视。”
关于如何面对历史，哲学家霍尔考伊・赫尔歇・费伦茨（Horkay Horcher Ferenc）说：“我们往往有意伪造和隐瞒，一如欧洲大多数的民族和文化。”怎样面对历史，事关所有政治和文化群体的基本利益。以政治正确设立禁忌之举是绝对有害的，但另一方面，凯尔泰斯对匈牙利的严辞批评乃出于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立场，而要想使批判可信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我批判，即便是最好的作家，也需要如此行事。
谈到凯尔泰斯对战后几十年匈牙利文学的轻视，拉约什说：“我也认为匈牙利现代文学是个空白，后来才出现了凯尔泰斯・伊姆雷、纳达斯・彼得（Nádas Péter）和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至于目前的这种争议是否会伤及凯尔泰斯在匈牙利读者中的形象，作家马顿・拉斯洛（Márton László）强调：“凯尔泰斯・伊姆雷是个作家，不是煽动分子。事实上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写出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也不会过时。作家伊万・山多尔（Iván Sándor）也鼓励读者多读凯尔泰斯的书，而不要太受其生日谈话的影响：“也许读到他的小说或随笔，读者就会想：‘好了，伊姆雷，这才是你嘛！’”
凯尔泰斯本人也做出了一些补救之举。他对匈牙利多瑙电视台表示，匈语媒体的翻译“完全篡改”了他的本意，看到那些译文时，他大为震惊。
“当然了，我说了些批评性的话，可我的批评无意伤害国家和人民，我是出于善意。”他说，“我的批评被当成了叛国声明，可它们不是。如果我对匈牙利――我的祖国――还能派上些用场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在节目中，80岁的凯尔泰斯一再强调，匈牙利是他的祖国，他生在匈牙利，是匈牙利公民，并且始终用匈牙利语写作。
1929年11月9日，凯尔泰斯・伊姆雷生于布达佩斯，少年时代曾因犹太人身份，先后被关入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晚年移居柏林，2002年因其作品“保存了个人反抗历史之残暴强权的脆弱经历”，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唯一一个获得该奖的大屠杀幸存者作家。
获得诺贝尔奖后，凯尔泰斯的多部小说分别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以“伊姆雷”和“伊姆莱”两个作者译名在中国密集推出，然而公众反响平平。事实上在大部分作品上市之前，其作者就被挑剔的中国读者忘记了。这再一次证明了过于沉重的大屠杀文学在中国没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