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在国内是少有的，在世界上也极为少见。”《辞海》第六版问世后不久，《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先生在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与《辞海》齐名的《辞源
世界上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1771年首版问世以来，近240年中，共推出15版，平均16年左右修订一次；每次修订间隔的时间短则不到十年，长则数十年，并不规律。
《辞海》第三版作为国庆30周年的献礼，于1979年9月问世。而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分别出版于1989年9月、1999年9月、2009年9月，每次都赶在共和国逢十华诞前夕，因此也成了新中国逢十大庆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今年81岁的巢峰，经历了《辞海》1979年以来的四次修订。谈起《辞海》，他就像谈起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感情。“论历史的悠久，《辞海》当然比不上《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老牌辞书，但它‘十年一修’这个特点，还是值得自傲的。”巢峰说。
在巢峰看来，辞书的生命力正
在于不断修订更新。“只有与时俱进，吐故纳新，辞书才能适应读者的实际需要。否则，一本辞书出版多年后，将只有历史文献价值，而没有实用价值。”
1958年，《辞海》开始做第一次修订。编纂和出版1936年版《辞海》时，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中国还处在民国时期。《辞海》的条目中，国都是南京，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名是中华民国，对共产党则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如此等等，内容陈旧不堪，全面修订，势在必行。
1965年，《辞海》第一次修订完成，并于当年4月以“《辞海》（未定稿）”的名字出版。这个版本编纂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日趋不正常，宣传个人崇拜已成气候，这些都反映在书中。“井冈山会师”这个词条中，把林彪放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说成是与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严重不符合事实。彭德怀那时已被打倒，于是他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等履历被一笔抹杀。项英则因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辞海》。这一版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十分明显。但即使这样，也未公开出版，只能“内部发行”。“文革”开始后，《辞海》（未定稿）被打成“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1978年国庆后，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下达紧急指示，要求《辞海》（第三版）于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这次修订，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时间太紧，而是当时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仍未完成，《辞海》采取怎样的编辑指导思想就颇难把握。时任主编的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方面的帮助，罗竹风在北京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最后，编辑部冒着极大风险，自行制定了新的稿件处理办法，从实质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幸，《辞海》编辑部的“冒险”与历史洪流的方向相一致，这一版《辞海》广受好评，出版后洛阳纸贵，行销300万册。
但《辞海》编辑部很快意识到，1979年版还存在许多先天性问题，有的学科只有少量条目，与该学科的重要性完全不能相符。在传统观念中，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所以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中，社会学只收了一条，而且是以批判的写法写的。编纂第三版的时候，编辑部专门派人到北京，聘请费孝通先生担任社会学分科主编，费孝通那时还未安排工作，欣然接受邀请，为《辞海》赶写了18个条目。但18条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学科。到1989年版，在费孝通的主持下，《辞海》社会学的条目扩充到了300多条，才算初具规模。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特别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辞海》每次修订间隔的时间，只能更短，而不能更长”，巢峰说，“当然知识也要有个经受时间考验和沉淀的过程，所以，间隔十年也算恰如其分。”
“《辞海》的一次次
修订，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巢峰认为。
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完全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不久，专门派人转告《辞海》编辑部，杨度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并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说，新版《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在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1979年版《辞海》将杨度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巢峰介绍说。
巢峰还举例说，在1989年版中，近代法学家江庸（1878~1960年）的卒年误成1945，将卒年给提早了15年，“而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这15年：1948年他被国民党提名‘国大代表’候选人，他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又被国民党宣布为‘大法官’，他力辞不就；1949年受李宗仁之托到北京和中共代表商谈和平，后留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错误，1999年版才改正过来”。
“《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巢峰说。
由于《辞海》影响力巨大，历次
修订亦备受各方瞩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纯学术性的条目的增删改动不会引起多大争议，但一旦涉及到一些政治、思想、历史方面的条目，不同意见就会四起，乃至引来这样那样的批评。
巢峰用“树大招风”来形容《辞海》的处境。“有时候，编《辞海》，真是让人伤脑筋。比如当代人物的词条，一进《辞海》，就休想再拿掉。如果拿掉了谁，他的家属、后人、工作单位乃至家乡的人就会找来质问你。现在人物的词条大约有几千条，如果不能汰旧纳新，将无限膨胀下去。这个问题让人很无奈。”巢峰说。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
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巢峰说。
实际上，《辞海》在记录世界和中国的变化的同时，它本身的变迁亦已构成历史的一个侧面。
在巢峰看来，每一版《辞海》都留下了历史的烙印，是可以理解的。“你查1965年版‘阶级斗争’的词条，它那样解释，符不符合科学的道理呢？不符合。但当时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中，读者可以看到时代的原貌。”
“《辞海》的每一版都有历史价值。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十年一修’，在于坚持下去。”巢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