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源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内战揭开了房地产拐点论的序幕。2007年12月13日，在万科资助的“海螺行动II――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大会”上，有人问王石：“10月以来，以广州为代表的一些楼市普遍遇冷，广州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量下降严重，你是否认同楼市出现拐点的说法？”王石回答：“你问的问题和我们大会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出于礼貌，我依然会回答你这个问题――是的。”“拐点论”于是新鲜出炉，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对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被普遍视为房地产界“拐点论”论争的起始点。
有人指出，拐点论是媒体的过度解读。我看未必，因为首提拐点论的王石此后一直撰文指出拐点不可避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2008年2月2日播出的节目《对话著名房地产商王石、潘石屹、任志强》中，王石明确表示：第一，房价上升速度超过了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连中产阶层都买不起房子了；第二，今年万科不拿“地王”；第三，目前住房性价比不高，应在三四年后再买房；第四，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将影响中国经济各个层面。
由王石引发的房价拐点论，引起一片争议，而后拐点论的反对者潘石屹2008年3月21日抛出“百日内巨变论”。王石与潘石屹争论激烈，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就是房地产市场会发生裂变，至于裂变主要反映在房价上还是在房地产商的并购上，两者看法稍有区别；但房地产业进入重组并购时代，两者是一致的。
2008年的房地产业，王石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以拐点论与降价的方式向左走，而另一派则是坚挺的价格向右走，房地产市场被撕裂。
王石的拐点论含有市场人士理性的积极意义。王石希望成为“房地产教父”有两个法宝，一是对于政策变迁的敏感领悟，二是房地产制造的专业化、精细化――前者是对政策的绥靖，深谙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王石从未对政策有任何本质抵触。
当他以高屋建瓴的口气表示，自己所理解的“拐点”是指房价的理性回归，按照房价收入比而言，房价已经太高，连中产收入阶层都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市场必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大改革时，王石显然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开发商身份，而在指点中国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经济的未来江山。保持市场理性是企业巨头必须具备的品质，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理性中现代商业伦理与胡雪岩式的政商合一混为一谈。
王石多年来的一系列言论可以印证这一点。他曾经指出“居者有其屋”的蓝图是，“未来要走向和谐健康，需要各方的努力。政府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消费者也有居住理念的选择把握，而房地产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更应该把握好自己的方向”。他也很早提出了企业公民的理论，并屡屡号召同行践行。他异常关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并声称与多个城市的政府合作，愿意“开发廉租房”，宣布2006年万科成立的第一个基金将用于“古民居住宅的保护”。所有这一切，显示王石绝不仅仅满足于充当房地产行业的领头羊。
万科作为住宅房产龙头企业，一直抱怨市场占有率过低，市场低迷期恰好是洗牌机会，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王石所谓的短期内房价超过收入水平过快上涨的现象不可持续，市场需要理性调整；但只要定价合理或者增速调整到合理趋势，市场内强劲的购买力仍会表现出来。换成大白话就是，目前房地产业要洗牌，万科要扩张，等调整周期结束以后，万科的市场前景一片灿烂。到那时，仅凭平均利润，万科也能过上好日子。
王石在房地产行业是有梦想的，他的梦想是专业化与精细化，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追求的未来。
专业化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企业专注于某一行业，而不搞多元化投资；另一层含义是建立流水线作业，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复员军人兴建的美国莱维特小镇，复员军人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用流水线作业方式进行，第一批所有的1.75万家住宅，全部由预制构成，每家同一式样，机器听众号令，时间分秒不差。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一套房子成本还不到1万美元。专业化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薄利多销”，才能在降价后仍有利润空间。
这样的专业化需要原材料的统一市场，需要简化的具有法治精神的税费体制，需要市场化的土地一级市场，需要统一、严格的产品标准，在目前的中国显然做不到。王石所讲的专业化集中在第一个层面，而无法渗透到第二个层面。因此王石提出精细化进行补救。他说，万科的第二个10年，通过专业化获得了成功，万科的第三个10年，即2004~2014年将致力于精细化，具体讲就是只做城市住宅，把住宅开发中的各环节力争做精细，做到家。
房地产生态是中国商业生态的典型缩影，被市场分割、贫富差距、利益博弈所纠缠，在这样的大变动时期，谁想充当“教父”都是不现实的，最终历史会让房地产业界之外的人物，拥有政治与经济资源的人，来扮演这一角色。
相比王石、潘石屹对非市场化的柔性抵抗，任志强的抵抗轰轰烈烈、慷慨激昂。这位经过大起大落的商人有建立中国商界新教伦理的雄心，有殉道者的激烈个性。
但任志强有三宗罪。
第一宗罪，他总是背离宏观调控的大形势逆流而上，大谈房价高企是因为供需所致，大谈尊重企业市场本性的重要性。2006年他的惊人言论包括“宏观调控是为了房价稳涨”，“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抛出震惊四座的“丫环论”等种种撕裂各阶层的话语。任志强确实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老总，但如此一来却将国有企业最后一丝遮羞布全部扯下，以推进国有企业制度性改进和以当代企业家自居的国有企业高管们莫不恼火。
更让人头痛的是任志强喜欢舞文弄墨，牙尖嘴利。在房地产暴利之说占据主流话语权之后，任志强推出房地产无暴利论，依据是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仅为6.7%，不管是净资产回报率还是销售利润率都在7%以下，在全国普查的16个行业中销售利润率排在第7位，仅为中游水平。而2006年11月财政部公布的39家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情况足以让任志强哑口无言，但更应该羞愧的是政府统计部门，政府赖以制定政策的数据有时竟成为笑谈。任志强的百宝箱中包括有关部委的历史文件，每一条都是政府部门对房地产商前倨而后恭的当头棒喝，反映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市场投机心态。
明知是丫环之身却摆不正位置，试图明火执杖公然对抗大太太，下场不会太妙。如今摆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态度，任志强对于市场的呼唤夹杂着原始阶段的暴戾之气，让民众难以接受，于事更为有害。
任志强的第二宗罪，在民众对于高房价怨声载道之时同样逆流而上，声称“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主张建立穷人区和富人区，“明天的房价会更高”。
如果说制度成本是任志强对付政策变更的有力武器，那么，市场理论与供需关系则是用来对付消费者的秘籍。但聪明如任志强者应该不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悖谬关系，如果市场主要由政策与官员调控，那么所谓市场定价只是一句空话。作为国有企业老总的任志强遥瞰市场乐园，对市场化的憧憬并没有错，但由此产生幻觉，拿彻底的供需关系与投资理念来说事儿，撞得头破血流也就在情理之中。
等到社会把政府的保障责任与市场房产投资区分之后，等到市场正常到不是每个房地产商都造高价房的时候，再来普及市场与投资的理念，恐怕更为实际。
第三宗罪，作为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任志强本应有更大的关怀，对企业家群体负起更大的责任，但他最欠缺的就是美国J・P・摩根与民国时期的大企业家卢作孚那样深广的社会责任感，只靠言语辛辣取胜。这个“诚实到可恨”的孩子，在强调市场的同时抽掉了企业家的脊梁，在赚取利润的同时给市场竖起了敌视的围墙，这让中国的内生市场资源失去了最可贵的民意支持。
任志强以市场之矛攻民意之盾，其人格主体与市场理念分裂到如此地步，正印证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精神分裂现象之严重，其危机之深证明了目前正常的弱势消费者意见传达平台、不同梯度的市场传递能力、多元化的金融流通等平台均未建立。在行政性市场的悖谬逻辑中孤军奋战，狂人任志强就此定格为一个错乱的缩影，中国房地产市场何尝不是！
任志强无法建立中国的市场新教伦理，却因为好言忤众而成为万炮齐轰的出头鸟。虽然任志强的能量还不足以一言兴市一言废市，但对于深受高房价之苦的众多消费者，却提供了一个大小合适、危险系数不大的宣泄渠道。
（本文摘自《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叶檀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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