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月和7月日本两大文学奖揭晓当天，摘得芥川奖和直木奖的作家都会手捧获奖作品，摆好甫士，电视台则将这一画面传遍全国。相比获奖者多为已有知名度的大众文学作家的直木奖，以纯文学“新进作家”为奖励对象的芥川奖所受到的关注度更高。芥川奖获奖作品一览表还被写进了教科书，该奖俨然成了“国民文学奖”。
今年7月15日，矶崎宪一郎凭借《最终的栖身处》荣膺第141届芥川奖，12天后，出版方就推出了该小说的单行本，首印16万册。要知道，纯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起印数一般仅为数千册。
借获奖东风，作家生活往往也得以改变，2005年以《泥土中的孩子》获第133届芥川奖的中村文则就有切身体会。获奖后，中村找房东去签公寓的租赁合同。作家为自由职业，收入难有保障，签租房合约时会比较麻烦。“我得了这个奖……”中村将自己得奖的报道给对方看。“啊！”房东惊叹。合约立马签定。“如果得的是其他奖，没那么大的知名度，恐怕就有点难办了。”
其实，芥川奖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力。该奖创始人菊池宽曾在1935年10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抱怨说，为了公布芥川、直木奖的评选结果，花钱招待报社的各位记者，还再三感谢，可有的报社竟连一行消息都没发。
战后芥川奖的崛起应当归因于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等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相继获奖。近年来涌现了绵矢丽莎、金原瞳等“最年少得主”，少女作家的偶像魅力吹散了以往纯文学保守、艰涩的印象，也使该奖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著名评论家川村凑认为，芥川奖变得越来越与社会接轨，使其赢得了公众的认识，影响力倍增。
说实话，芥川奖也就是个新人奖，但它的主办方是日本文学振兴会，因而选出的新人似乎就被赋予了“振兴日本文学”的重任。《文学界》杂志主编船山干雄将芥川奖比作高中棒球联赛的决赛场地甲子园，“日本人喜欢发掘有前途的新人，就像甲子园有田中将大这样的王牌选手冒出来，会使人们沸腾起来一样”。
近年来芥川奖呈现出获奖者低龄化以及母语非日语的作家（如中国作家杨逸、伊朗作家席琳・内泽玛菲）频频崭露头角的特征，在令该奖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增添了异域的文化色彩。不过，日本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芥川奖的这些变化实为出版社的“造星运动”，目的是制造新闻和话题，以此提高获奖作品的销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