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叫“林学洪精神”
提起林学洪，回忆起与他共
这些赞誉，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外研社第一任总编辑，也不只是因为他是位精通英语、俄语，懂得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大学问家，甚至也不只是因为他倾尽心力奉上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小小英汉词典》等一系列精品为外研发展立下的赫赫战功。
这些敬仰，更来自于那些细水长流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外研人，听着这些故事成长，在感动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电话亭里改出的词典
1981年夏天，外研社要做一本词典―――《小小英汉词典》，全国新华书店一征订，280万册。这意味着出版社必须及时赶印出这本词典，这个数字才作数，否则也许就成80万册了。当时，还有另外三家出版社也在筹备这个词典，留给外研社编辑们的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为了保证《小小英汉词典》保质保量按时出版，抢占市场，时任总编辑的林学洪带着李朋义和一个刚来不久的新编辑郑建德，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条件简陋、酷暑难当，林学洪二话不说就住下了，三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开始了一场“攻坚战”。
一开始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一天工作16个小时。几天之后，林学洪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往往是凌晨两点睡下，四点钟又在小桌子上开始改稿。李朋义和新编辑担心他的身体，就劝他说：“林老师休息吧！”林学洪抱歉地说：“哎呦，小李，我耽误你们睡觉了。”第二天凌晨，林学洪不见了。直到清晨，李朋义才找到了他。原来，印刷厂附近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亭子里有一个放电话的小桌子，林学洪怕打扰年轻编辑休息，悄悄躲在这里默默工作着。灯光昏暗，面积不到一平方米，林学洪就这样趴在放电话机的木台子上，完全忘记了燥热的空气和疲劳的身体。那个瘦小的剪影，至今仍留在李朋义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到了最后关头，林学洪三天两夜没合眼。那时候，他坐下就会睡着，于是他就站着，来回走着改稿子。连续工作52个小时后，林学洪终于撑不住了，晕倒在印刷车间。印刷厂的工人感动地说：“我们还真没见过这样拼命干活的人。”
这本小词典终于抢在另外三家出版社前头出版发行，第一印100万册，给出版社带来了40多万元利润。后来逐步加印到280万册，成为外研社出版词典中的经典之一。
这样的“傻事”，林学洪还干过许多。有一次，任满申在下班路上遇见林学洪，那时林学洪已经搬到西院12号楼，可是他还在东院往原来住的9号楼走。任满申问他去哪儿，他说“我回家”。任满申说：“您不是已经搬家了吗？”他才记起：“哦！”这一路上，他一直考虑编辑文稿的事，竟忘了家在哪里。
这个忘记家在哪里的人，用他的“傻”和“热情”诠释着老一辈外研人的可爱与可敬。
一张交党费的单子
一张泛黄的方格纸，一行简简单单的文字，那是林学洪把稿费当作党费上交给组织的单子。如今，它已经成为外研社的珍贵“文物”。
林学洪的党费单
这是林学洪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给他发的一点校对费，每一次这些钱发下来，他要么不要，要么就用来交党费。
要知道，林学洪长期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是国内外语类第一学术期刊，40多年来始终排在第一位。这个杂志的基本工作都由他一人承担，每期12.5万字，他都要校定好几遍，为了按期出刊，常常通宵工作。那时的他还是出版社总编辑，负责图书编辑的全面工作，做出版计划、策划选题、组稿、指导编辑工作，还要担任一些书稿的责任编辑。事必躬亲的他甚至还会亲自去印刷厂校订核红。
可是，他就拿着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基本工资，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林学洪对此毫无怨言，不多索求一分一毫，也从未想过多拿一分一毫。这是他对于钱财的态度，也是他对于名利的看法。
按照林学洪的学识和学术造诣，他完全可以去大学做个教授，写很多书。王佐良曾说，“外语学院几十年就出了个林学洪！”可是林学洪这一辈子没有一本著作，而是一直默默无闻地替人做嫁衣裳。对于作者，他总是有求必应，如果有作者写信问他关于几种外语发音规则区别，他一定会亲自写信回复，耐心解答。对于书稿，他总是严格把关，很多书稿经过他的深加工，甚至改写重写。一本“英汉双解初级词典”，有十分之一词条的英语解释是他撰写的。“汉语通用词典”从选题策划到注音、释义、析形、构词分级等方面，他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成为实际的主编。书稿被改得满天星，但当作者要求他署名时，他总是坚决拒绝。
有一种精神叫“林学洪精神”
认识林学洪的人很确定地说，没见林学洪去过电影院，没见他去过戏院，没见过他休过假。许多年来，他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林学洪的父母七八十岁高龄从福建来北京，他都没时间陪伴他们。父亲去世的时候，林学洪悄悄安葬了他又匆忙赶来上班。1983年11月，积劳成疾的林学洪突发脑血栓，轻度偏瘫，但在治疗以后并未痊愈的情况下，他又出现在了工作岗位上，直至旧病复发仍然坚持上班直到离休。
林学洪的这种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无私奉献，这些林学洪身上的优秀品质成为许许多多老一代外研人共同的特质。徐秀芝常说：“老一代外研人有一种凝聚力和奉献精神，都是学习林学洪老师精神。”初期的外研社工作一直蒸蒸日上，靠的就是大家的那股子凝聚力：有任务齐心协力、共同分担；有困难大家帮忙、共渡难关。那时候只要印刷厂有书来，大家就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搬书，倒库；全社一起，不分什么编辑什么领导，大家都一起干。
当时北外的保送生姚弘毕业时有好多单位的选择，但是跟林学洪的接触让她作出了这个影响一生的决定，做一个外研人。姚弘回忆说，林总编话不多，总是微微笑着，举手投足间充满了一个学者的谦虚和儒雅，言语间都是关于书稿、关于书的真情实感，给人以无声的感动。
李朋义常感慨，对他出版生涯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林学洪老师。每一次新员工进入外研社，他都会给大家讲林学洪的故事。“对于现在的年轻同志而言，按劳取酬之事是理所应当的，讲奉献，不会受欢迎。”他总说，“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林学洪这样的前辈们的无私奉献，这个出版社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今天这2万多平米的办公大楼和10万多平方米的国际会议中心，也将不复存在。这样的事业，还真是干出来的，真的得有一种奉献精神。”
这就是“林学洪精神”，出版社的灵魂。
90年代初由外研社举办的“外研社图书音像制品全国联展”
外研社原办公楼
熊健：饱经风霜、矢志不渝
熊健，1920年生。1942年党的南方局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在桂林拦截由香港去重庆的重要人物，熊健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条件，较好地完成护送重要人物的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肯定，经周总理特批入党。嗣后即以教书身份作为掩护，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他在解放后从事外语教学领导工作30年，曾担任外研社第一任社长……尽管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尽坎坷，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耄耋老人始终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移，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1979年8月28日，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年底，熊健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任命为外研社第一任社长。熊健告诉记者，1979年8月在他的宿舍里，林学洪（外研社第一任总编辑）、林易（副总编辑）、靳平妥（副总编辑）、梁克家（副社长）和他一起商讨出版社筹建事宜，初步决定以“服务教育、服务科研”为出版方针，依托外国语学院广大教师队伍，总结提高教学经验；出书范围包括从低到高的精读泛读教材、配套课外学习读物、辞书工具书等为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熊健担任社长的五年里，外研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精干、高效能的编辑、出版队伍；制定了行政管理、会计制度，广泛联系校内外作者开展业务，除继续出版《英语学习》、《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又创办了《恰逢外国文学》、《苏联文艺》、《德语学习》、《法语学习》、《课外学习》等杂志，扶持了《大学英语》杂志。由于恰逢改革开放的好机遇、再凭借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外语教学界的良好声誉，1982年，外研社出版书刊的种类、数量就跃居当年12个大学出版社首位。首开风气之先，林健社长为外研社培育了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旺盛的战斗力，促使社务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更大成就。
1985年底，在送别熊健离休的联欢会上，青年社员们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送战友踏征程”，表达了对他的依依惜别之情。1993年，中共北京市委台办、北京市政府台办授予熊健同志“对台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中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授予85岁的熊老“优秀党员”称号。
1995年，一位多年相知相遇的老朋友在给熊健的来信中，用几句话概括了他人生旅程中各个时期的形象：“一个天真烂漫而又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一个忧国忧民寻求真理的热血男儿，一个满怀激情冒死卫国的革命战士，一个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孺子牛，一个饱经风霜矢志不渝的老者。”
80年代，很多书店的老总来北京，会直接打电话给郑鸿毅，说：“郑鸿毅，我还没吃饭呢！”郑鸿毅就会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顿饺子，他与书店同仁的关系好像兄弟姐妹一样的亲密与信任。
郑鸿毅：外研人的楷模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的是有志之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要担负这样的使命，没有坚毅宏大的品格是不行的。
这句话，可以看作是郑鸿毅人生的写照。
小时候郑鸿毅家里非常贫困，没有钱供他上学。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可以去学堂的小伙伴。每天放学之后，这个小伙伴就会变身为少年郑鸿毅的老师，把每天学到的东西再教给少年郑弘毅。一位尽职的老师，一位好学的学生，就这样少年郑鸿毅在这段纯真的友谊的陪伴下完成了小学的启蒙课程。
在那物质与精神都极端贫瘠的年代，对于知识的渴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一个懵懂少年前行的路。
1957年，22岁的郑鸿毅调到北京高等艺术学院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文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全部的初中、高中课程，被评为全院的文化学习积极分子。这段经历给予郑鸿毅最大的财富就是不断学习的精神。不会的东西就埋头学吧，这是后来郑鸿毅走上发行之路时的心声。一切从零开始的他，就是靠着这种埋头学习的精神，后面的路才越走越宽。
80年代中期，因为发行渠道不畅，国家定价降低，原材料涨价等种种原因，外研社损失巨大，进入了困难、萧条时期。当时出版社压力很大，日子很难过。1985年新闻出版署允许出版社自办发行，外研社成立了发行部，从被动走向主动。临危受命的郑鸿毅也曾找过学校领导，表示自己干不了发行部主任。因为自己根本不懂英文更不懂发行，领导对他说，只要尽心尽力，工作是能做好的。身为一个老党员的他硬着头皮，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时外研社的年发行码洋也就几十万，图书的品种只有十几种，库房面积几十平方米，干发行是十分艰苦的工作，每天要手工开票、库房配书到上站发货，加班加点打包发运是当时发行部的常事，郑鸿毅总是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为了扩大销售网点，他拿上了中国地图，背上重点书，从南方到北方，从华东到西北，从沿海城市到内地，从省会到发达城市，找外文书店、找新华书店、找书商，送货上门，介绍外研的图书，宣传外研社，开座谈会，新书发布会，了解外研社图书的上架率。一张中国地图，七八十个销售点，全部都是他一路来一路去，风尘仆仆跑出来的。当时的外研社是个没有名气的小社，郑鸿毅就那样背着几十斤重的像砖头一样的字典、图书，在无数的碰壁和冷眼中埋头赶路，个中的酸甜苦辣滋味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为了节省开支，郑鸿毅出差大部分都是坐火车硬座，有一次从广州回来，没有买到硬座，硬是站了20多个小时回到北京。很多时候下了火车，他也不通知对方，直接走到当地书店。北京市的网点更是郑鸿毅骑上自行车，遍访了四区九城各个书店。回忆起这段往事，郑鸿毅不无感慨地说，“当时的条件有限，能省一毛是一毛。现在国家的浪费很严重，油价那么贵，公家的车不是工作的话不能私自开啊。如果大家真的都是一心一意的，每时每刻都想到国家的利益，想到节约，那么我们国家比现在要富强”。
自办发行使出版社走出了困境，走进了市场，到了1989年，自办发行实洋为482.8万元，占图书销售总额的63.2%，就是将近213图书由我社自发，只有113由新华书店发行所发。从1985年到1990年，6年的光景，自办发行销售额由100万上升到600万，在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9%上升到60%。90年代初期，外研社抓住机遇有了第一次大的发展，出版了“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一炮打响，弥补了市场的空白，图书的发行量大幅度增长，郑鸿毅也从原来的两眼一抹黑慢慢摸索出了一个发行工作者的基本功。
在各种展销会、订货会、书市上都活跃着外研社的身影，郑鸿毅不仅仅向客户们介绍自己的图书，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是，许国璋、王佐良、陈琳、胡文仲等金牌教授都是他宣传的重点。郑鸿毅还加强了和媒体的沟通，在各地开展座谈会、新书发布会，先后在广州日报、上海东方电视台、浙江钱江电视台、山西电视台、陕西电视台、青岛电视台、天津日报、天津电视台、南京晚报、南京电视台等地方媒体频繁亮相，均取得良好效益，迅速在全国刮起了“外研社”旋风。90年代初，《现代汉英字典》首发式的消息刊发在当时《广州日报》的头版头条，在媒体营销宣传方面，外研社走在了前面。
当时的交通还不十分便利，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了缩短在途运输的时间，发行部采用了汽车运输的办法。东北三省、天津、河北……每次都是郑鸿毅亲自跟车，他说自己是发行部的负责人，就要以身作则，不能光说不动。有一次他跟车去天津送书，回来时车出了故障，当时正是深冬的夜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通讯工具，就这样冻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除障车才出现。“这样做虽然辛苦一点，但解决了书店的急需，对方非常满意，真正做到了社店一家，我们也牢牢地占住了这些销售网点。”正是这种人格的魅力让郑鸿毅结交了很多书业的好朋友，许多书店的同志说到他都会翘起大拇指。他们从心里觉得，外研人是真诚的，他们的产品也一定是优秀的。
为了巩固这些来之不易的发行阵地，郑鸿毅经常去各地的书店、书城，他为人诚恳，服务周到耐心，虚心、热情、平易，深受客户的欢迎。他总是说我们发行人不能欺贫爱富，要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有些地区现在落后，不代表以后不会发展。不管大店小店，销多销少，发达还是落后，都要一视同仁。很多书店的老总来北京，会直接打电话给郑鸿毅，说：“郑鸿毅，我还没吃饭呢！”郑鸿毅就会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顿饺子，他与书店同仁的关系好像兄弟姐妹一样的亲密与信任。书店朋友来北京必来社里看看，那时候火车票非常不好买，可是只要书店朋友有要求，托关系想办法郑鸿毅都会帮他们买火车票，安排住宿，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难题。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样投入很没必要，郑鸿毅说，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这才是真正的朋友。这样，这些客户朋友才能把咱们社当成自己的家。自己家的书怎么不及时上架呢？如果不用心去做这些细致的工作，我们的销售肯定会受影响。
2001年，郑鸿毅光荣退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的外研社。在全社总结大会上，他被授予“外研人的光荣外研人的楷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全场最长久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他，站在他身后的李朋义眼圈泛红了……
退休之后的郑鸿毅一直在家安享天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再次背包走天涯，看看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们，他说外研社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懂得感恩，都不能忘记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