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社与麦克米伦已经在相互信任中携手走过了十年。正是这宝贵的十年，让双方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撑起了那片合作的天空。
■彭永成;
“十年的友谊”
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的合作上，双方的“友谊”可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然而，当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外研社和麦克米伦都会齐心协力，共同寻找最佳解决方案。麦克米伦（中国）出版有限公司的出版经理Bernadette Longley在项目进展的几个关键阶段，都是白天与外研社联络，晚上继续工作与英国总部联络，以保证及时沟通重要信息并协调重点事项。十年的友谊，来之不易。双方在多个项目上收获了成功，更加深了对彼此的信任和对未来合作的信心。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伴随着《英语（新标准）》教材被中国数亿中小学生、数百万英语老师使用称赞而广为人知，双方合作为整个社会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我为和外研社这样的优秀团队合作奋斗过十年而骄傲！”这是今年上半年外研社基础教育分社十周年庆祝之际，麦克米伦（中国）出版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姚希勤先生贺辞中反复强调的。
1999年在李朋义社长和徐秀芝书记倡导编写外研社自主的中小学教材的号召下，时任中小学英语工作室主任的申蔷女士对几家国际公司进行了调研，经过洽谈感到麦克米伦公司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她不仅是国际知名的教育出版公司，有丰富的教材出版经验，最重要的是她有依据中国合作方的要求，按照中国的课程标准全新编写教材的意愿。经过双方多年的精诚合作，《英语（新标准）》系列教材使基础分社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国际接轨的高起点，高起点带来了高质量，高质量又带来了高效益，不但是外研社，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所取得的业绩先后被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泰晤士报（Times）报道，引起了英国出版界不小的轰动。事实证明这种中外联合编写教材的合作模式是国际出版合作中最佳的模式，外研社和麦克米伦公司的合作的确达到了“两强双赢”的目的。
从2000年至2009年的合作过程中，中英合作双方能彼此真诚相待，不断化解文化冲突、协调工作方式，从而结成了真诚的友谊。为了抢占市场，高效、快速出版，外研社的编辑们在中方主编陈琳教授、张连仲教授的带领下，与麦克米伦公司的Chris Paterson先生、姚先生、Bernie以及以Simon为首的外方编写团队和录音团队通力合作，大家共同经受了常年送审，甚至圣诞节、春节也共同加班的考验。在新标准“一条龙”教材的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都有麦克米伦的优秀作者与我们的中方专家合作，才会打造出这样一套优秀的教材。近十年的合作中，这些作者与我们并肩奋斗，共同面对一次次的教材送审，教材培训，教材修订……这些任务往往都是时间上不容丝毫余地、质量方面的要求又是严格得近乎苛刻，而面对一年年、一次次的挑战，中英双方共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e will make it!我们能做到！
英方主编Simon Greenall曾在社刊上发表文章：It’s all about making friends，这句话正是我们与麦克米伦双方多年合作的真实写照。我们一起做事，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而麦克米伦公司方面，无论是已经退休了的Chris先生和姚希勤先生，还是如今的Bernie女士，都在新标准的国际合作过程起到了关键的润滑剂作用。他们绝不是单纯的商务代表，而是能够深入到我们合作的产品――新标准教材中，是了解教材、教学、了解教材市场的专家；他们也绝不仅仅是自己本族文化的代言人，而是对中西文化都有着深刻理解、从而能在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中寻求解决方案的协调者。Bernie女士常常亲自连续参加新标准英语教材在中国各地的培训，她回忆说尤其难忘的2006年夏天参加在辽宁的几个城市长达数周的教材培训――有的城镇居然地图上没有，深为外研社市场服务精神和努力而感动！
在新标准的合作历程中，外研社与麦克米伦，情同手足，荣辱与共，历经风雨，共见彩虹。
“我们作为一个外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定不具备这种理解度，外研社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狄梅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在今年5月份出席搜狐网《剑桥国际少儿英语》访谈的时候，剑桥大学出版社CEO Stephen Bourne（潘世勋）曾经谦虚地说道：“对于少儿产品，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的增长都在50%以上。对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我们不认为我们在中国可以独自发展得很好，一定要有外研社这样的很好的合作伙伴的扶持下，我们才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很实在的一点，我们作为一个外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定不具备这种理解度，外研社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而事实上对于外研社来讲，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和稳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潘世勋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和合作的胸襟。2000年初，外研社综合英语分社的剑桥教材产品仅有一套面向高中生和成人的《剑桥国际英语教程》，而在随后的十年时间，剑桥大学出版社并没有顾忌“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和外研社签订了其他一系列教材的出版协议。到目前，剑桥品牌的教程产品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和成人的“一条龙”系列教程，这其中最新的产品就包括了广受老师和学生欢迎的《剑桥国际儿童英语》(Playway to English)和《剑桥国际少儿英语》(Kid’sBox)。英语类教程的推广需要出版社为老师们提供教师培训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讲剑桥大学出版社无疑是贡献出了最好的资源，为中国的教师水平整体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剑桥国际少儿英语》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外研社合作的最新结晶，这一结晶中也凝聚了剑桥的诸多心血，“特事特办、合作共赢”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让中国的孩子能够及时享受到国外最新的一流教材，Kid’s Box尝试了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同步发行。同时，潘世勋还和于春迟社长不谋而合地想到要为教材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学习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了网络学习平台、学生的测评以及持续深入的教师培训，这也是双方深入拓展合作领域的有效尝试。在没有签协议的情况下，剑桥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外研社以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搁置协议，先行开发网站；派出培训师，全力支持精品课程教师培训；免费提供飞往剑桥大学参加两周培训的教师名额，所有这些努力对于Kid’sBox的推广都如虎添翼，在短短半年时间里，Kid’sBox的影响力迅速覆盖到全国，并以科学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善系统的教学体系，趣味丰富的学习内容，全面完善的配套资源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推崇。
潘世勋的中国情缘已有30年之久，每年他都会多次来中国进行访问和探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和剑桥人开放、合作的胸襟深深地感染了外研社，相信在两社的精诚合作下，剑桥系列英语教程的大家庭将会充满更加蓬勃的生机！而剑桥和外研社的合作，也会有远远超出目前规模的更长远的发展！
对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和外研社来说，二十年的合作才刚刚是一个开始。
■曾真
与培生的合作回顾
说起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和外研社，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就是Lynette Owen（林耐特・欧文女士，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版权董事），而提到Lynette Owen，全中国做版权贸易的人应该都知道她是何方神圣，因为所有的版权人员都读过她那本《中国版权经理人实务指南》。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与外研社展开版权合作之初，Lynette便成为了培生教育出版英国公司与外研社之间的牵线人，在她的热心帮助和促进下，双方签订了包括《朗文英语语法》、《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培生语言学文库系列等多个合同，搭建起了培生英国与外研社合作的基本框架。
不过，这些合作的意义远不在于框架的搭建。在Lynette的大力支持下，外研社与培生教育亚洲有限公司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在十多年间签订了超过两百份合同，涉及的图书品种上千种。
在这些图书当中，最声名卓著的当属《新概念英语》和《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了。1997年，培生亚洲的各位同仁本着精诚合作的原则，与外研社协商改编了《新概念英语》系列教材，为部分内容配上了中文，使之更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使用习惯，也为这套当时已经行销三十年的老作品换上了新面貌。此后的十多年来，《新概念英语》一直经久不衰，保持着傲人的销量和优良的口碑，已成为国内英语学习者的必备教材，几乎达到了“没有学过新概念就等于没有学过英语”的地步。在《新概念英语》新版上市十年之际，培生亚洲的同事们又积极与外研社诸位编辑合作，邀请原作者L.G.亚历山大的夫人朱莉娅・亚历山大女士为我们编写了《新概念英语(青少版)》，既延续了原有的体系，又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将这套教材的学习者范围扩展到了八岁左右的学童。
《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是双方合作的又一经典产品。自2003年引进以来，在培生亚洲公司的通力合作下，外研社出版了这本词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将这本畅销全球的英语学习型词典带到了中国读者的面前。培生亚洲公司甚至将他们在香港市场上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了外研社，跟外研社签订了该词典全文光盘版本的合同，并将于近期首次在国内市场上推出这部经典之作的CD-ROM版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基于新技术开发出来的产品也定然会赢得国内使用者的热烈欢迎。
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接受采访时，Lynette曾说，“中国出版业正以更加开放、自信、职业化的崭新姿态走向世界。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意味着商业贸易，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对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和外研社来说，二十年的合作才刚刚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合作中，相信我们和培生还能开拓出更宽更广的新天地，对双方所在国家的文化交流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也让外研社这座“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表现得越来越出色。
《突围》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气氛像封面上鲜艳的书名一样热烈红火。外研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次突破性的携手带给双方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成功，而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的确立。
■张黎新
携手突围
在外研社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可不提的是与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合作，从1983年签约《牛津英语用法指南》和《牛津初级英语学习词典》算起，已经足足二十六年。两家出版社一直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断为中国读者呈上高品质的英语学习产品。2009年见证了牛津－外研社合作关系中的一段全新里程――联合出版李岚清同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并于海内外同步推出。
《突围》是李岚清同志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的一部回忆性作品，书中运用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历史图片，回顾了对外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冲破压力，进行对外开放的伟大探索和实践。《突围》中文版一经推出，便凭借其独到的学术魅力和文献价值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2008年底，在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总经理孙依依女士的积极协调，外研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突围》英文版，由外研社负责翻译，双方共同进行编校。
应该说，合作出版英文版《突围》对于两家出版社都是富有挑战性的。单单确定翻译标准就让双方颇费了一番心思。《突围》一书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外交、商务、金融、化工、汽车、机械等多个领域，堪称一部改革开放的大百科全书。面向海外市场，如何在忠实原著及帮助外国读者理解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整个项目历时共计八个月，然而翻译就用去了五个月之久。外研社的翻译队伍与作者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经过不断沟通调整，共同确定了翻译原则。译文初稿确定后，又经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外籍专家逐一校正，有时一句话要经过译者和专家之间几番来回推敲才能定稿。正是这种严谨缜密的态度，有效保证了《突围》一书被原汁原味地呈现给海外读者。
由于《突围》英文版需要同时推出国内外版，内文的编校必须由双方共同承担，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此次合作的特殊性，因为牛津－外研社之间的过往合作集中在版权贸易方面，并没有过这样由两家的责任编辑从头至尾共同负责编校的经历。编辑工作是琐碎的，而两家出版社又各有各的具体要求，文字的排版、校对体例、图片的选择及位置安排、附件的取舍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统一标准。作为外研社的责任编辑的我现在回想起讨论的过程，仍然能感觉到当时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所幸我的合作者――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道群先生――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意见，这才得以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合作编辑的过程是紧张而愉快的，从一字一词的调整中，我也充分感受到了有着500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严谨作风。
《突围》英文版出版后，双方团队又开始全力筹备即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的首发仪式和相关宣传事宜，为了保证一切环节准确无误地落实，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部董事总经理Neil Tomkins先生与中国区域董事总经理李庆生先生及孙依依女士专程赴京，与外研社同事讨论具体细节。双方团队更是舍弃了十一假期，紧锣密鼓地互通信息，筹备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在共同的目标前，你我之分已经不存在了，北京和香港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因此拉近。
10月14日下午两点，法兰克福中国展馆活动区，首发仪式正式拉开序幕，《突围》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气氛像封面上鲜艳的书名一样热烈红火。相信正如“突围”二字所示，外研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次突破性的携手带给双方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成功，而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的确立，双方必将能够以此为契机，走向更广阔的合作天地。
朱莉娅・亚历山大庆贺外研社成立30周年
值此外研社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地向各位道贺。在我看来，这是新中国取得的众多伟大成就中值得庆祝的一个例子。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各领域的进步和发展速度无与伦比，这是全世界前所未见、可能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这些成就来自于许多杰出人物的远见、不断努力和相互合作的智力投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合作正是中国社会最让我们敬佩和欣赏的方面之一，而外研社就是一个显例。
从最初接触中国到现在的三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了许多英语语言教育和教育出版界的杰出人士，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事实上是来自世界各地）。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当然，我过世的丈夫路易也是这么认为的！）李朋义社长是我一生中所遇见过的人里面天赋最高、能力最全面、也最为慷慨的人。在他的绝佳领导下，外研社经历了萌芽、成长和繁荣阶段，长成了今天这样一棵茂盛强壮的大树。
一家公司的道德基调是由领导层来决定的。领导层的高度信誉意味着从上至下的高度信誉。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对同事的信赖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一家公司的领导之间能充分地相互信任，那么这样的操守就会在公司全部架构的一切活动中体现出来，慢慢植根于企业文化的土壤里。李社长这样的人自然能把一些精明能干的人吸引到他的身边。正因为如此，李社长的继任于春迟社长也保持了外研社的高尚品质和卓识远见。不过，作为一个与李社长有所不同、在年龄上也较为年轻的人，于社长把自己的优良天赋和灵感也赋予了外研社。于社长被任命为社长以后，我立刻就意识到他便是当时最适合那一职位的人选，就像之前的李社长一样。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一切安好。
自从2004年以来，随着《新概念英语（青少版）》的编辑、出版和推广，我跟外研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跟我那些友善的外研社同事共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由此在社里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告诉我在英国这边的朋友说，“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你们的确如此！我在外研社的同事都已经成为了我的“另一个家”！
此刻，我跟你们一起庆祝的首先就是这种慷慨的精神。你们共享的努力为的就是达成一个崇高的目的。在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可靠教材的同时，你们也是在对祖国目前和未来的稳定、安康和美好做贡献。我向你们的第一个三十周年致敬。接下来的三十年也在可靠的人手上，对此我毫无疑问。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和祝贺！――朱莉娅・亚历山大
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是词典出版中的老字号。我与柯林斯的结缘自是因为词典。
■许海峰;
与柯林斯人的缘
早在1990年代，我在北外负笈求学时就已识得Cobuild词典大名。当时我们课上课下都要求使用纯英语的词典。我注意到同宿舍的一位室友除了查阅必备的朗文词典外，每次都还捧出一部词典来，比对一番，在课堂上对问题的回答也颇获老师夸奖。惊奇之下，就借来观之。原来这就是Cobuild词典了，其独创的整句释义对我启迪甚多。以后，就时常借来使用。愈用愈爱，愈爱愈借。中间也曾想过自己花钱买一本，但无奈当时囊中羞涩，于是就厚着脸皮继续借下去。好在室友为人慷慨大方，从不使我有借书尴尬之感。一晃大学四年过去，在我们两人的共同努力下，一部Cobuild词典被翻成了碎片，已不堪再用了。
后来，我到外研社工作。2003年暂属语言学与辞书部（现在的学术与辞书分社之前身），了解到社里和柯林斯公司开始有合作，在共同策划出版一部叫The Pocket Dictionary的词典（中文正式名称为《外研社・柯林斯英汉汉英词典》）。
之后和柯林斯人开始了频繁的工作往来。其间和他们自不免有看法上的分歧，但同时也领教了柯林斯人做事的一丝不苟。在编The Pocket Dictionary的汉英部分时，我注意到柯林斯的编纂方式和我们国内编纂汉英词典的方式大不相同。另外，在编排上也有很大殊异。由于担心国内读者不习惯，我曾与对方多次争论此事，对方（当时是Lorna Knight，现在已经退休了）也据理力争。现在想来，他们编纂汉英词典是从外国人学汉语的角度出发，与国内编纂汉英词典的方式恰是可以互补的，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从The Pocket Dictionary的合作开始，双方又扩大到学生英汉汉英词典和少儿英汉汉英词典的合作。我毛遂自荐担纲学生英汉汉英词典汉英部分的编写。但我这人比较疏懒，自告奋勇接了任务，兴奋几天，不久就将其束之高阁了。柯林斯的人（当时是Macaulay Alison）却不纵之任之，一封接一封的电子邮件催问着进度，却也不急不躁，先是催词表，然后是催编写的各个字头，再接着是催插图。其间我的痛苦自不待言，终于在煎熬了一年之后，大功告成。词典刊行之后，坊间风评尚佳。我在一丝得意之余，却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来自柯林斯的催促，就没有词典的问世。这功劳，大半是要归于他们的。
外研社与柯林斯公司的合作如同滚雪球，呈越来越广泛之势。合作发端于The Pocket Dictionary一部词典，然后扩展成英汉汉英词典系列，再然后深入到Cobuild词典系列。我大学时的梦想是拥有一部自己的Cobuild词典，想不到后来我会参与这一词典系列在中国的出版，也算是圆了当初的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