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大学和作为青年教师工作期间，鲍训吾先生既是老师又是系领导，但我和他私人性的接触并不很多，除了上列宁《哲学
1991年的某日下午，哲学系全系教职工大会的情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基于有人“揭发”他在课堂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校方宣布撤销他哲学系系主任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在这之前他已递交了辞职报告。决定宣布后鲍老师平静地说，我在哲学系当了11年系主任（1980-1991），我想向全体教职工说几句告别的话。宣布决定的校方人员断然拒绝这一要求。时年37岁的我仍不知深浅，本能地冒出一句话：“有话就讲”，结果换来的是校方人员的两个字：“散会！”令人痛心的是，直到鲍老师逝世，没有任何一个机关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有片言只字的正式结论！
自此后他的行政杂务没有了，有事无事总要在他面前表示存在的人少了，空闲时间多了起来，我便不断地去看他，一是请教学问，二是和他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鲍老师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他的经历。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儒雅的学者，其人生经历竟是如此地具有传奇性质。
1929年12月20日，鲍训吾老师出生于安徽省歙县。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了小学、中学和部分大学教育。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地下党组织委派，担任国民党中央大学的武装护校队队长。南京解放后参与对国民党中央大学的接收工作，是该校共青团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后任团组织的副书记，此时他还不满20周岁。1949年8月至1950年11月在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典礼时代表全体学员向亲临现场的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献词，由此可见他那时表现之优异。1950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倾力从事抗美援朝工作。退伍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和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工作到1976年，然后便是在河北大学哲学系工作一直到1994年离休。
在我记忆中，鲍老师主持哲学系期间，总是尽其所能地为青年人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每年新学年开始到寒假来临之前，高层次和高质量的学术报告真是“好戏连台”，国内哲学名家如黄楠森先生、肖前先生、张岱年先生、陈先达先生、李泽厚先生、朱德生先生，等等，针对当时的学术热点，每人不止一次为我们做过学术报告。同时，外国专家到访也非罕有之事。在正式的学术报告开始之前，鲍老师用标准地道的伦敦音致欢迎词，学生和教师对他的英语水平惊叹不已，外国专家也对这个地方大学的哲学系系主任刮目相看。
在学术上，用数目字的标准衡量，鲍老师算不上著作等身的大家。在译作方面有正式出版的斯退士的《黑格尔哲学》，它以对黑格尔哲学的精准理解和出色的中文表达为行家称道。在著作方面是与夫人李彦如老师合著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导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捕捉和洞悉马克思主义人学传统是这部著作的本质特点。从历史时序看，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可谓领风气之先；现在，领导人讲话、主流媒体宣传和学术活动中的招牌性口号是“以人为本”，用这一标准衡量，《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导论》可谓具有先见之明。在论文方面，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还不断有新作问世，主题思想是继续阐发和引申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逝世前的鲍老师仍壮心不已，与夫人李彦如老师共同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实践概念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力图系统阐述创新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既是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现实世界的观点，所以它是世界观；也是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所以是人的哲学或人学；又是人的彻底解放的目标和道路，因而是共产主义原则。作为世界观、人学和共产主义三者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性质。”上天无眼，未等他完成一生的学术宏愿，把寓藏和积淀于心中大半生的哲学智慧化作著述奉献于世人，便让他驾鹤西归。看来，这个宏愿只有他的夫人李彦如老师一人替他完成了。
日常生活中的鲍老师是其形象的另一侧面。对学生、同事和下属，他从不发脾气，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但人们对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他亲近人的一面往往表露在细节之中，例如，离休后每次回学校，弟子们要请他吃饭，他总是以自己工资高、我们工资低负担重为由坚持埋单，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是他一贯的风格。在接人待物方面，他不张扬自夸，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不贪财恋官，做人的底线是坚持原则和保持独立人格。他中央团校时的同学官至中央核心级领导、政府部长和所在省的省委书记，但他平时从不在人面前夸耀甚至提及，即使遭受冤屈和不公时，他也没有利用这种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鲍训吾老师的一生践履了大写的“人”字，愿他在天之灵平和、安详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