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北京大学历史系二楼一间小办公室的门，霜染双鬓的沈志华正坐在大办公桌前。头发很厚，脑袋很大，声音是低沉的，眼睛里放着光。沈志华的相貌、表情和气质都很平整，看得出豪迈，看不出坎坷。可见，人是不可貌相的。
沈志华多年的研究聚焦于冷战史，而他本人的生平，恰恰是他与时代和历史的一场持续冷战。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沈志华似乎理所当然会有灿烂顺溜的人生，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从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小学，到北京四中，他成绩优秀，一帆风顺。初三时开始文革，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早早参加红卫兵大串联，六次出游，跑了大半个中国。1968年作为在校生应征入伍，避开了“上山下乡”。在部队，沈志华是海军航空兵，有技术、有文化，受重视，春风得意。
1971年，命运给了沈志华第一次打击。他正准备入党、提干，却突然被宣布复员。多年后他才知道，是一个与他根本就素昧平生的中学生，信口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还打死过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是如此处理。
复员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沈志华当上了锅炉车间的检修钳工。消沉了一段时间后，他振作起来要当工农兵学员。近两年的时间，他每天坚持自学三四个小时，练习本摞起来比椅子高。他一直偏好数理化，立志当科学家。
1973年的大学招生增加了文化考试，沈志华数学考了满分，成绩是全考场第一，清华大学负责招考的老师专门到厂里给了他承诺。谁也想不到的是，辽宁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清华后来录取了一名起重工，四门功课加起来15分。
这是沈志华人生遭遇的第二次打击。如果说上一次打击使他因悲痛而消沉，那么这一次，他则是从愤怒转向思考。沈志华将数理化课本和练习本付之一炬，立志改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生活！
人生第三次打击来得很突然。沈志华有一点不像他父亲，他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这给他带来了厄运。就在他调任厂党委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成为“优秀理论教员”，即将入党之际，1976年3月，他被捕了，罪名是“散布政治谣言”。在狱中，沈志华逐字逐句研读《资本论》，直到唐山地震，在公安部工作的父亲才出面让人放他回家，回到工厂。
他看了不少“灰皮书”，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朱可夫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马歇尔报告书》、《隆美尔战时文件》等。书中记述的历史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说得不一样，这让沈志华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他想通过学习历史来搞清楚。
文革结束了，沈志华却因为政审原因不能参加高考，北京市公安局不给他平反的理由是，他们根本就没抓过沈志华，没有他的案卷材料，如何办理平反手续？几经辗转争取到“历史清白”后，正好赶上1979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历史系第一次招生。经过一番努力和波折，沈志华考取了。读研究生的几年是沈志华的快乐时光，他的专业从非洲社会主义转向苏联史，后者成为他一辈子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他如鱼得水，不到三年时间，就在《世界历史》、《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其中一篇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还被《人民日报》摘要转载。
1982年5月，沈志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准备提前答辩。人生第四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从天而降。1982年，他因为与一个美国女博士生的交往，再次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绝望和怅惘后，他终于镇静下来。在牢房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学术。他决定将三万字的硕士论文扩充成一本书。没有笔，他从《列宁传》里得到灵感，把牙膏皮撕开、铺平、擀薄，搓成一个卷。牙膏皮含铅，还真能写出字来，只是笔划不明显。就这样，沈志华用两个月时间在《列宁选集》的边角空白处完成了大纲。它后来成为沈志华的第一部专著。
在北京第二监狱劳改农场服刑的那段时间，被沈志华描述得很美好，他能接受外界送书，劳动之余能看书写作，差不多每天写8000-10000字。“那些日子，好不自在。”他甚至说，监狱真是做学问的最佳环境。
1984年5月22日，沈志华出狱了，没有公职和学籍，生活没了着落，甚至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而不能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好在他可以下海做生意。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健康的人生观、坚定的自信心、顽强的意志力。这三条支撑了我生活的平台。”沈志华说。他在大街上推车卖过水果，体会秦琼卖马英雄末路的辛酸。也曾帮农民办加工厂，协助大邱庄建立农场。1985年春，他南下深圳。没钱租房，就借住在人家门厅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给老板拎包。他倒过钢材、摩托车，贩过电视机、摄像机，做过棉布生意，玩过股票，做过经纪人，自己开过小公司，被港商黑过一万八美元的利润，也被新加坡商人重用过。最后做黄金生意，赚得满钵满罐。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感到生活没劲，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归宿。他的价值观已经定型，他需要成就感。他天生是书生，他的归属是学术。多年后，他的自传就取名为《我的书生路》。
1987年底，得知有机会审编一套翻译外国学术名著的“二十世纪文库”，沈志华马上放下公司事务回北京。他对器重他的董事长说：“我一定要回到学术界。”他在一间小屋里啃着方便面，玩命编书。不到一年时间编了62本书、近2000万字。书编完，人就病了，眼睛也不行了。
他还干过学、商结合的一个项目：出资40万元组织编写文白对照全译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因为营销得法，这套书前后销出了十几万册，还进了中南海。沈志华的个人财富也因此大幅增至百万量级。更重要的收获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中华书局的李丹慧，成就了一段至今幸福美满的婚姻。
1992年，沈志华已年过不惑，毅然离开历尽艰辛、成绩不俗的商海，回到阔别多年却日夜牵肠挂肚的学海，创办“华夏文化史研究所”、“东方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北京东城历史学会”等民间研究机构，重新开始史学专业研究。
就在这时候，历史给了沈志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俄罗斯对前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这是历史学和档案学界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不仅为苏联史研究，也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20世纪最后10年，“冷战国际史”成了引人注目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沈志华回归学界，正赶上了这个新学科的崛起。可谓躬逢其盛。
沈志华一直有“档案情结”。早在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齐世荣教授（时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后任首师大校长）就教导过：“写一篇1万字的论文，必须要看100万字的史料。”一切从史料出发、靠史料说话，这是沈志华从一踏入史学殿堂的门槛，就记住了的道理。早在1993年，沈志华就得到了俄罗斯大规模解密前苏联档案的信息，他准备大规模、有计划地收集并编纂苏联历史档案集。当时，他在体制外，不可能争取到有关方面的资金支持，他的办法是：自己出资。
1994年10月和1995年3月，他个人筹集资金，分别在深圳和北京大兴召开了两次不同规模的学术会，向全国学者呼吁重视苏联档案解密，因为只有根据苏联的档案文献，才能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苏联；只有认识了真实的苏联，方能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并于1995年10月，一行四人飞往俄罗斯，踏上了北上取经之路。
一到俄罗斯就发现，他们的动作已经慢了半拍，美国和一些西方研究机构早已闻风而动，抢先进行收集。“取经”的困难和花销也超出想象。他们在俄罗斯一个普通宾馆的第一顿饭，就花了几百万卢布，折合480美元，沈志华当时就有点傻眼。于是，大家决定到莫斯科郊外的农贸市场采购生活用品（市区的价格特贵），自己做饭。
查阅档案和复印档案，更是麻烦多多，花费多多。俄罗斯档案馆官僚主义的机制和作风还在，8点上班，工作人员常11点才到，一点到两点又要午休，4点一到，下班走人。一个工作日能看档案的时间常常才两三个小时，调档的过程还慢得急煞人。这样查一个档案馆就得三四个月，将俄罗斯四个主要档案馆查下来，少说也得一年。挪威有学者带着学生待了6年，可人家是有资金资助的呀。
复印档案的费用也难以承受。他们是“外国人”，复印费每页1~2.8美元不等，一次例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录六七页，复印要十几美元。复印一万份档案至少需十几万美元。他们一方面摘抄、整理档案目录，跑各大书店，凡是俄罗斯出版的档案汇编统统买回来。另一方面，沈志华请俄国同行用“国内价”复印档案，报酬是几百美元劳务费和北京带去的几箱茅台、二锅头。
3个月时间，他们从俄罗斯四个主要档案馆复印了需要的大量档案。1996年4月，沈志华又去了一趟俄罗斯。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有所收缩，1996年10月，沈志华又动念去美国收集苏联历史档案。“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在美国查阅和复印档案，比在俄罗斯方便得多。没有身份限制，复印方便，只收十来美分的纸张费，甚至免费，工作人员的服务也热情细致。
为了抓紧时间，沈志华和朋友总是一开馆就进去，一直干到下午闭馆，中午就用三明治就凉水对付，累得回到宾馆只想睡觉。
1998年，沈志华又去了一趟美国，跑遍美国国家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几个总统图书馆。两次美国之行，沈志华共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
经过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沈志华收集、复印、保存着前苏联历史档案15000余件。
2002年8月，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227个专题、近2000万字。这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收入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苏联剧变，74年间苏联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始档案，第一手资料。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说，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和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评价。
为了收集、编译、出版这套档案选编，沈志华经历3000个日夜，耗尽了十年商海沉浮积累的140万人民币，还熬白了头发。
此后，沈志华还收集了其他历史档案，出版了3大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等9种专题档案资料选编。
他收集历史档案，为的是给同行研究，所以全部公开。他将全部档案复印件自费复印一份，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后转入北大历史系资料室）。2005年到上海任教，又自己开车，把整套档案复印件从北京拉到上海，放在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他在北京南郊的住家也是“档案室”，来自国内外的学生和学者川流不息，沈志华不管是否相识，一律热情接待，免费提供复印，还管吃、管住。他家的复印机，不知道用坏了多少台。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其实，一个国家限制档案开放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自己。同一个事件，你不解密，人家解密，研究者只能利用国外档案进行研究，不仅话语权旁落，而且难以全面展示历史真相。
苏联档案的开放促进了冷战史的研究，并发展出“新冷战”（New Cold War）概念。朝鲜战争研究近年来形成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就是因为相关档案解密最多。其他专题研究也因为有了新档案资料而呈现出新气象，范围涉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冷战的起源和结束、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以及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印度支那战争、东柏林骚动、波匈事件、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等。
新冷战史研究促进了档案交流和研究中广泛的国际合作，而各国研究者的学术关怀，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冷战双方的研究者看不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信息是片面、虚假，甚至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都可以看到，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便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比如，过去人们都认为，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10月19、20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最早为国际学界所知道，是解开了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的疑团。中国和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各存一份，前者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说明了出兵部队的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后者却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国际上有学者怀疑中国文件的真实性。沈志华通过考证和访谈，提出两份电报都是真实的，中国保存的电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但没发出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有意见分歧。
沈志华认为中国虽然不得不参加朝鲜战争，但1951年1月13日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中国如果接受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是最有利的。但毛泽东制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失良机，导致战争又延续33个月，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都多付出了很大代价。
他不刻意要帮谁说话，也不要刻意颠覆什么，他只是本着“言必有据”的学术准则，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无论这话会讨好谁或激怒谁。作为没有单位、没有学历、没有正式职称的“三无”民间学者，他所做的一切工作，得不到体制的帮助和支持，也不受国家现行科研体制的制约。有学者说，沈志华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观念和他本人都溢出了“格式化史学”的范围。作为民间学者，他没有“义务”通过裁剪史料来“证实”预设的历史结论，完全凭个人学术兴趣和历史激情展开研究。他只要说清楚事实，发现被有意无意忽视的事实。事实自己会说话。
如今的沈志华，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之所以于2005年回到体制内，是因为：第一，计划赶不上变化，他如今不再是一个人埋头做学问，而是要拉出一支新冷战史研究的队伍，要为这个新兴学科的建设出力，这不是他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第二，他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在商海里，钱赚起来超过沈志华的预期；在学界，钱花起来也超出他的意料。他的几百万已经变成了几万份档案、每年一次的学术会、资助出版的著作、北大办公室的电脑、学者们国内外几度往返的机票……历史学真的是富人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