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刘醒龙发表了中篇小说《凤凰琴》，表现了山村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与他们的默默奉献，直接促进了当时正在实施的民办教师转
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存在了几十年，它的消失还不到十年。但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似乎已被淡忘。其实这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分量，并不亚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右派”和60年代中期的“知青”。“文革”时期，全国的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破坏，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广大农村不得不招聘低学历的人补充教师队伍，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最多的时候据说达到了400万人。他们没有教师职称、没有固定工资，国家和农村只发给一点生活补助。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撑起了全国数十万个农村、上亿中小学生的教育大业。从80年代开始、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把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直到2000年全面完成。《天行者》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描述了90年代一个叫界岭村的小学校，几位老民办教师怎样坚苦卓绝地维持和发展着乡村教育，怎样煞费苦心地启迪和培养着乡村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但转正之路是何其漫长曲折。在一次次转正的博弈中，又最终显示了他们真诚、高尚的精神品格。在从“文革”到“新时期”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中，他们以健康、纯正的品格和尚较扎实、丰富的文化功底，教育和塑造着一批批的乡村孩子。因此刘醒龙把他们称为“中国大地上”的“民间英雄”。
刘醒龙有着很强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功力，在《天行者》不算长的篇幅中写出了多位栩栩如生的人物。主要人物余校长是一位把教育当做自己的生命、把学生看做自己的孩子、工作老练而富有智慧的感人形象。他在处理婚姻与爱情上的有情有义，在一次次谦让转正指标上的高风亮节，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纯正品格和仁义情怀。教导处主任孙四海，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但自学有成、心志高远，被老村长收留重用，成为界岭村小学的台柱子。他同有夫之妇王小兰的爱情，虽然有悖常规，但却显示了他的担当精神和浪漫感情。他在转正难成、转而竞选村长的行为中，更展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良知。还有不乏投机、功利之心，但本性善良、宽厚的副校长邓有米；有点自私和心计缺点，然而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不辞劳苦的乡教育站万站长，都刻画得真实生动、血肉丰满。刘醒龙笔下的女性形象也颇有特色，漂亮、温情、贤慧的年轻寡妇蓝小梅，守着瘫痪丈夫、追求美好爱情、最终惨遭杀害的王小兰，在苦难中长大成熟、以自学考上自修大学的叶碧秋，还有神经失常、整日抱着一本小学语文课本阅读、朗诵的老村长女儿，都散发着一种质朴、清新的自然美和诗意美。卑微而可敬的民办教师，不幸而美好的乡村女性，构成了刘醒龙丰富而瑰丽的人物画廊。
界岭小学那样贫困、微小，只有三个民办教师带着百八十个学生，但学校每天雷打不动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由校长主持、两位教师用笛子奏国歌，全体学生庄严敬礼。在三位民办教师心目中，学校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正是为此而献身的人。这种神圣感是可以感化任何人的。从这个学校起步、后来进入政府机关的张英才，最终又回到了这里，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教师的职业决定了教师必得有一种博大的“爱心”，它本质上是一种“爱的教育”。还是那位万站长说的：“一般的老师，只可能将学生当学生，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土生土长、乡里乡亲，既是学生又是孩子，决定了民办教师同学生的特殊关系和感情，就形成了他们那种天然的敬业和奉献品格。正是民办教师这种精神品格，感染和改变了奉行厚黑学的青年蓝飞。他重回界岭村，在重建学校校舍、在村里民主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办教师的精神“火炬”，照亮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灵，它也将照亮今天人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