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民国时期的争论
民国时期科研与伦理的分野具体表现为，尊奉孔子，提倡儒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争。民国时期的一些先贤认为，前者是人学使人“人化”，后者是兽学使人“兽化”，认为外国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正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物种进化理论，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借口，从而使儒学西渐的文化交流衍变为西学东进的文化侵略。所以孙中山提出“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之时期”，使人类异于禽兽，别于物种，而复归于人。孙中山先生并提出“从根救起吾国固有之道德智能，迎头赶上西方之物质科学”的伟大目标。当时陈立夫进而认为，“面对达尔文主义非人文化的滔滔天下”，应该“一怒复兴中国文化（儒学）而安天下民，岂不功德无量”。
他们也会有共鸣
“科技伦理学”的定义是从交叉学科角度论证的，但是交叉的本义仍是两个实体，其实科研与伦理的共融体现为科研理性（科技哲学专用术语）。科研理性在国际学术视角包括科研道德（ethics）和科研责任（responsibility）。科研理性学术界一致的意见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科研理性在学术实践中表现为在“伦理原则指导下”的科学规则，如一稿多投问题的“炉火钳原则”（ingelfinger rule），再如友情署名的“谁做事原则”（complimentary authorship）。
共鸣的三种模式
一是苏格拉底模式，他把科研看作以自然为主体的本体论哲学，把伦理看作是以人的善行（正义、美德）为中心的伦理学，认为最终都归结为“人的认识”原则；二是帕斯卡尔模式，帕斯卡尔是科学天才，11岁发表声学论文，16岁发现数学定律，19岁设计计算器，但却身受宗教氛围熏陶，他进入修道院思考“宇宙的终极意义”，认为科研与伦理应统一于“信念的转换”；三是爱因斯坦模式，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事业（指科研）和人文事业（包括伦理）在他那里是可以“作用与反作用”，二者统一道路是“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我们纪念孔子和达尔文，重新审视科研与伦理，认真探讨其分野与共融，进而假想孔子和达尔文共鸣以及争论的历史图景，发现他们在东西方的视域里正由“争论”走向和谐“共鸣”，构成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