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
一个热情奔放的青年闯入她的生活，这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对她一见倾心，但却没能激起她的感情。古米廖夫为她甚至几次试图自杀。最后她被他的苦苦追求所感动，成为他的未婚妻。
1910年春天，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举行了婚礼，然后到巴黎度蜜月。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她对这座城市早已心驰神往。这里的绘画艺术光彩夺目，使她如入仙境。然而诗歌作品却无人问津，一些诗集只因印有某位知名画家的作品才卖得出去。她不禁感叹道：“巴黎的美术吞食了法国的诗歌！”
由于性格不同，新婚夫妇在蜜月旅行期间就各分东西：古米廖夫到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徜徉；阿赫玛托娃去看画展，结识了旅居巴黎的意大利青年画家――英俊而又有学识与教养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出身犹太族名门。他的父亲生前是位破产的银行家，母亲早就预见到儿子的天才，送他进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美术学院。1906年他从意大利来到巴黎，融入这个艺术气氛浓郁的环境，经常出入酒馆和咖啡店，同在巴黎的画家毕加索等人交往。他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狂热献身艺术创作。
莫迪利阿尼和阿赫玛托娃的一次偶然邂逅，使得两个人都精神为之一振。画家被俄罗斯女诗人的神韵和风采所吸引，提出允许为她画一幅肖像的请求。阿赫玛托娃见这个彬彬有礼的意大利画家如此诚恳就答应了。她从莫迪利阿尼那里获得不少精神慰藉，使她对法国诗歌的失望心情得到了弥补。
此时画家穷困潦倒，还没有一点成名的迹象。其实，无论是莫迪利阿尼，抑或阿赫玛托娃，当时都属无名小辈。他26岁，她21岁。用阿赫玛托娃的话来说，那时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而言，只是两个“生命的前奏”，“艺术的呼吸尚未点燃起火花，尚未改造二人的生存，那应该是一个明媚、轻快的黎明前的时刻。”
他们会晤了几次，阿赫玛托娃便随丈夫返回祖国。
回到彼得堡后，也许是爱情的基础不够牢固，也许是两人的性格相距太远，也许古米廖夫的感情易变，也许阿赫玛托娃也不够专一……总之，由于种种无法说清的原因，这对夫妇的感情日趋冷漠。
不久，爱好旅行的古米廖夫又要启程去非洲。朋友们对此很不理解，问阿赫玛托娃：“为什么新婚燕尔他就离开你？”
“他最喜欢外出游历，”她回答道，“早在结婚前我就答应过他，决不阻拦他，无论什么时候，他爱到哪儿就去哪儿。”
冬天，莫迪利阿尼给阿赫玛托娃写来许多信，在一封信里写道：“您使我着了迷。”这句话让她一生刻骨铭心。
转年春天，阿赫玛托娃独自一人再赴巴黎，再次见到莫迪利阿尼。她发现，画家在这一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消瘦，心情阴郁。他送给女诗人十六幅以她为模特儿的素描，这是他在那年的整个冬天，凭着记忆中的印象画出来的。他请求她将画镶上框，挂在自己房间里。
莫迪利阿尼不仅作画，还搞雕塑，写诗，但依旧那么贫穷。他俩逛卢森堡公园时，从不敢坐收费的椅子，而是专找免费的长凳。他们用法语交谈，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诗歌。他俩对法国诗人魏尔伦、拉弗格、马拉美、波德莱尔的作品都十分熟悉。
巴黎多雨。在细雨纷飞的日子里，莫迪利阿尼撑着一把又大又旧的黑伞，和阿赫玛托娃并肩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附近那座意大利风格的古老宫殿悄无声息，他俩一块儿背诵着各自记得滚瓜烂熟的魏尔伦诗篇，往往会为背诵的恰恰是同一章节而又惊又喜……
偶尔阿赫玛托娃也朗诵自己的诗歌，莫迪利阿尼不懂俄语，感到遗憾。但敏感的艺术家凭着直觉也能猜出诗中某些神奇内容。
一天，阿赫玛托娃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找画家。他不在家，画室的门锁着，而门上的窗户是开着的。她在门外等他，闲得无聊，便把一枝枝玫瑰从窗口抛进屋里。花抛完了，画家仍未回来，她就走了。当两人再见面时，莫迪利阿尼十分惊奇地问她：“门是锁着的，钥匙在我这里，你究竟怎么进来的呢？”阿赫玛托娃告诉他，花是从窗口扔进去的。画家大惑不解：“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莫迪利阿尼喜欢彻夜在巴黎游逛。当街道陷入沉睡的寂静时，阿赫玛托娃常常听见他的脚步声，于是她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望着他在窗下缓缓漫步的身影……
回国以后，阿赫玛托娃珍藏着莫迪利阿尼为她作的画，并遵照嘱托，将它们一一镶进镜框里，挂在家中的墙上。这些画成了她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巴黎分手，阿赫玛托娃就再没有得到莫迪利阿尼的消息。她深信，这个人应当会是闪闪发光的。然而向许多从巴黎来的艺术家打听，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只有一次，当她同古米廖夫提起莫迪利阿尼这个名字时，古米廖夫不屑地斥之为“酒鬼”……
十月革命爆发。莫迪利阿尼送给阿赫玛托娃的那些画几乎全部遭到毁坏，仅有一幅幸免于难。残存的这一幅简练到了极致，也美到了极致。
阿赫玛托娃同古米廖夫的裂痕越来越大，终于在1918年8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有很长一段时间，阿赫玛托娃没有得到莫迪利阿尼的任何消息。她以为永生永世再也找不着这个人了，可是后来却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事情。
20年代初期，阿赫玛托娃还是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理事。一天，在作协开会时，她偶然翻开一本法国的美术杂志，突然见到了一帧莫迪利阿尼的照片，一个十字架，还有一篇悼念文章。莫迪利阿尼死了，他还没满36岁！文章称他是20世纪的伟大画家。
到了30年代，阿赫玛托娃从爱伦堡那里得知，莫迪利阿尼后来同一位叫珍妮的可爱姑娘相爱，经常以她为模特儿作画。他们有了个女儿，女儿也叫珍妮。画家终于得到幸福，但也走到人生旅程的尽头。他患了肺病，已到晚期，1920年初死在医院。因他一贫如洗，是朋友们凑钱将他埋葬的。有孕在身的珍妮没去送葬。当朋友们从墓地回来时，发现她已跳楼殉情，撇下了小珍妮……
莫迪利阿尼生前既贫穷又没有名气，但是在他死后，画商们将他的遗作在巴黎展出，因而发了大财。后来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从此他名扬四海，人们甚至把他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波提切利相提并论。他的一幅小小的肖像画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中，以十万美元售出……许多人还将莫迪利阿尼的故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让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都无比痛心和愤懑的是，那些小说和电影里的主人公不是酒鬼就是疯子，大大歪曲了他们心目中那个莫迪利阿尼的形象。
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她的住所狭小而又简陋，可说是家徒四壁，惟有墙上挂的那幅莫迪利阿尼给她作的画像价值连城。女诗人用这幅画来纪念那一段青春、飞扬、幸福的美好时光。她在这幅画的陪伴下写诗，听音乐，读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顽强地同命运抗争。
晚年，阿赫玛托娃饱含深情地写了一篇回忆莫迪利阿尼的文章，陆陆续续共写了六年。
1966年，阿赫玛托娃逝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时光在飞逝》的护封上，印的就是莫迪利阿尼这幅著名的素描。1990年，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文集》的扉页上，印的也是这幅作品。可见这幅画对阿赫玛托娃是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