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直听说他有病，前些年还经历过一次中风。不然，他会为我们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
我从香港回来，紧接着于11月7日在安徽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当时只有内地学者参加，唐先生不曾到会。但第二年，1992年的7月，我在北京的燕京饭店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胡适研讨会，唐先生来了，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台湾胡适纪念馆的赵润海先生也到会。会议人少，发言机会多，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尽兴。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他的几本著作送给我。会后，我因要办别的事情，特请陈漱渝先生送唐先生到机场，他要去西安办事。没想到，唐先生此去，竟传出惊天的大谣言出来。大约两三天后，我们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说，他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那里听说，唐德刚先生在内地去世了。我听了，真是万分惊愕，实在无法相信。我乃打电话给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问此消息的来源。他们回答说是美国校友会传来的消息。我又打电话给陈漱渝先生，问他唐先生那天去机场有无异常情况。他肯定地说，丝毫没有。于是我想，若有问题，只能是出在北京至西安途中或到西安之后。我听说，唐先生此次来京，抗日战争研究会的会长、前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先生曾请他吃过饭。于是，我从陶斯亮那里得到白家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白介夫先生，想求他出面帮忙查找唐德刚先生的行踪。但不巧，白先生不在北京，去了外地。在此情形下，心情万分焦急，乃通过曲折途径请人帮忙向西安各旅游饭店查证。一时亦未能得到确切的信息。大约两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中央大学校友会问情况。他们说，唐先生已到南京，刚从金陵饭店打电话给校友会，说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到了南京，之后，将从上海转赴台北；同时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原来是美国校友会中某人找唐德刚找不到，竟打电话给吴健雄老前辈，吴老先生特为关心，乃打电话给北京的校友会。想不到，竟有人将其讹传成唐德刚先生已死在中国大陆，真是荒唐！但总算雨霁云开，迷雾尽散，唐德刚先生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后来，唐先生自己，把此事写成小故事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文中说，他到北京参加完一次胡适研讨会后，便“不知所终”。自己调侃自己一番。
以后，我们分别于1993年5月和1995年6月在青岛和上海两次举行胡适研讨会，唐先生均应邀到会。在青岛的会上，我还请他作了较长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他对胡适先生很尊敬，但于思想、学问上，是“半肯半不肯”。他不赞成对胡适要么一切都肯定，要么一概都否定。这当然是与会学者们都同意的。上海的会议散会后，唐先生在沪稍有滞留，然后又去到南京。我回到北京后曾打电话到他下榻的金陵饭店，略知他的后续安排。这大概是与1992年那次经验有关。
1994年12月，我和欧阳哲生一起应邀赴台湾访问。记忆中，似是我到台北后一段时间，唐先生也到了台北。我们同住在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经常有机会一起散步，或进餐，或上天下地地神聊。唐先生谈笑极有风趣，讲过不少他亲历的小故事，可惜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尤长于写人物传记。他是中国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先行者。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均广受欢迎。其《胡适口述自传》，再加上《胡适杂忆》，是研究胡适的学者必读之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唐先生还有其他著述，如《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袁氏当国》以及《晚清七十年》等等。总的看来，唐先生述之者多，著之者少。以他杰出的叙事天赋，述事纪史最为其擅场。同样一件史实，别人写出来，可能只是一段干巴巴的事实；到了唐先生的笔下，便可成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一般人之所以喜读唐先生的书，大抵原因在此。
唐先生极善交游，广结善缘，到处都有朋友。即以1993年在青岛开会为例。开会之前，就有一位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成立青岛社会科学院）的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来，为唐先生的青岛之行安排一切（这位青年也为会议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这位青年得唐先生的帮助，去了美国，打拼一番，竟也站住了脚）。到了青岛之后，刚成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外事处一位叫于华的女士，不知是何渊源，与唐先生以兄妹相称，给唐先生帮了很多忙，办了许多事。此仅一例而已。唐先生所到之处，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发生“不知所终”的情况的。
如今，唐先生已逝。一位胡适研究的引领者与推动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位最擅长传写历史人物的人，自己成了历史人物。这是“胡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非常遗憾，我没有唐先生的本事，能把他那生动多彩的人生描写出来。我希望他的朋友中能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追念唐先生，应努力把胡适研究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