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种激增导致图书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而图书生命周期的缩短又导致出版社推出越来越多的品种；更为糟糕的是，急剧增长的品种稀释了书业原本就不丰厚的创造能力，类似品种的大量简单重复、选题撞车的日趋严重、原创力量的日渐式微，以致当下成为“做”书而非“作”书的年代。
家电下乡不是救命稻草，图书行业也是。通过招标采购促发展不是根本之道。
“家电下乡不是救命稻草”，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女士的这一观点曾经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家电下乡是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支农惠农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在笔者看来：一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为了支持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对中国家电业而言，“家电下乡”政策无疑是一项重大的产业利好，在全行业额手称庆、摩拳擦掌以竭力相求分一杯羹的时候，董明珠女士的这一言论，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引人争议自然不难想见。
在董明珠看来，企业不应对家电下乡过分热衷：一者“家电下乡政策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但在细节上亟需完善”，短期内，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不会因为家电下乡的补贴政策而立即爆发；二者“政府的免费午餐不可能吃太多、吃太久，家电业不能等靠要，要变革”。“很多同行跟我说压力大，其实没有金融危机也会困难”，董明珠认为，现在空调企业都在喊困境，就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的储备，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还是要依靠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因此，中国家电企业不能将这次家电下乡政策当作是救命稻草，加大技术研发才是根本解困之道。
作为中国家电产业领军人物之一，在全行业对家电下乡竭力以求的时候，董明珠的观点足以体现她思考之冷静、眼光之长远。由此，笔者不禁联想起我们自己的出版产业，虽然，图书与家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书业与家电业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业领域，可对于同样面临买方市场化，同样面临供给过剩、竞争激烈、库存积压激增局面的两个产业而言，所面临的困境是类似乃至相同的。同支持家电产业一样，近两年来，为支持文化事业、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以公开招标采购为主的利好政策措施，例如各类书香工程、各种公共（图书）项目招标等等。毋庸置疑，这些利好政策措施在增加文化产品需求、繁荣文化市场、消化书业不良库存、加快书业资金周转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
可是，正如董明珠女士认为“家电下乡不是救命稻草”一样，笔者亦认为“图书招标采购”同样不是中国出版产业的救命稻草，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图书招标采购实施细则尚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大多实行的是竞价招标体系，该体系以供应商的折扣和价格为最重要的评估指标，而图书内容质量无法也难以在目前的评估体系中得到合适的考量，价低者得的招标方式使得供应商们竞相压低价格，纷纷以成本价格、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投标。更有甚者，庞大的招标采购市场催生了众多以招投标为主业的专业公司，他们或以通吃出版社库存的方式获得价格极低的特价，或专门制造高码洋低折扣的图书产品，然后以正规出版社无法企及的巨大折扣优势投标中标。如此一来，招标采购市场就有可能逐渐沦为一个充斥着特价图书的奇怪市场、一个高码洋低折扣图书大行其道的畸形市场，而正规出版机构反而无法涉足其间并有逐渐被“驱逐出场”的可能。招标采购市场逐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柠檬市场”。柠檬市场又称次品市场，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低质量产品不断驱逐高质量产品，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形成一个充斥劣等产品的市场。显然，一个以柠檬市场为特征的招标市场的出现，这既有悖于各地各部门营造书香社会、提高民众素质的良好初衷，也无益于支持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目标的更好实现。
第二，正如董明珠所说，“政府的免费午餐不可能吃太多、吃太久，家电业不能等靠要，要变革”，加大技术研发才是根本解困之道。作为一个创意产业，创造力无疑是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能力，中国出版产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客观上讲，既有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图书市场潜力尚未充分发掘的原因，也有受宏观经济影响、大众文化消费意愿不强甚至下降等原因；但出版产业创造力孱弱、无法摆脱依靠扩大品种投放数量的粗犷型发展方式是中国出版面临困境的最重要主观原因。据开卷数据显示，仅2000年至2008年全国图书市场动销品种数量就增长了128％（由2000年的41.7万种快速增长到08年的95.4万种），如此急剧的品种数量增长必然导致（书店）渠道的拥堵，面对日益增多的图书品种，加快品种周转似乎是书店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于是品种越来越多，可图书生命周期却越来越短、退货与积压库存也越来越大。我们书业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麻烦：品种激增导致图书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而图书生命周期的缩短又导致出版社推出越来越多的品种；更为糟糕的是，急剧增长的品种稀释了书业原本就不丰厚的创造能力，类似品种的大量简单重复、选题撞车的日趋严重、原创力量的日渐式微，以致现在被人称之为是一个“烂书大行其道”的年代、是一个“做”书而非“作”书的年代，凡此种种造成今日中国出版的重重麻烦。通过招标采购扩大文化产品的需求、消化库存、加快周转，这个“促发展计划”显然不是中国出版的救命稻草，因为存在于源头的问题，无法仅仅通过下游的疏浚来求得根本解决。正如董明珠所说，加大技术研发才是根本解困之道，对中国出版而言，培育创造的能力，由依赖品种投放的粗犷型增长模式向依靠质量提升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才是解决书业困境的根本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