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侯井天先生新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侯公编的这卷书，由一九八六年自费“准印”的第一印本，到二零零五年的第六印本，到现在的正式出版，时间跨度廿三年。盯着“侯井天”三字，不知为什么忽然
可以说，眼前这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充满着神奇的色彩。
奇人奇诗聂绀弩
首先聂绀弩是一个奇人，聂诗亦是少见的奇诗。
聂绀弩，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老国民党党员，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结识鲁迅先生，并加入共产党。性格决定命运，他天生不是当“文化屏风”的材料，又不懂得要“识大体不做声”的世故，到了五十年代，他在胡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后，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并刺配北大荒，一九六零年返京，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仍顽性不改，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又有一劫，一月在北京家里被捕，罪名是“攻击林彪、江青”，这次戴的“帽”是“现行反革命”，先关在北京的监狱，一九六九年转送山西的监狱，判了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六年经朱静芳（她救聂非为显姓扬名，是侯公“寻人”后才为世所知）奔走活动，混进“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中获得特赦资格，“宽大释放”，逃出生天，事后邓小平听说此事曾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聂绀弩头上的帽子真多，而笔者认为，他可被称为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化人，周恩来曾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也庶几近之。
聂绀弩的诗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玩世不恭、随心所欲而充满自由气息，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效应。聂诗遵循的是旧体格律，但题材新、思维新、感情新、格调新、语言新、句法新，自成一格，人们爱而誉之为“聂体”。诗能成“体”，必有其特色，对此各家多有妙评。
早在一九六一年，钱钟书借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一联称许聂诗。对此，聂翁答道：“五十便死谁高适，七十行吟亦及时。气质与诗竞粗犷，遭逢于我未离奇。老怀一刻如能遣，生面六经匪所思。我以我诗行我法，不为人弟不人师”（《答钟书》），一首诗前无古人地用了四个“我”字，以强调个性，个性强则奴性少，让人们联想到独立人格。
聂绀弩生前认为可相对谈诗的舒芜则评道：“聂诗乃是‘异端’的高峰”,“以杂文入诗，创造了杂文的诗，或诗体的杂文，开前人未有之境。”对舒芜的观点，聂绀弩也有肯定的说法，他在1977年给舒芜的信中答道：“杂感实有之，不但今日有，即十年前也有……桀骜之气，亦所本有，并想以力推动之，使更桀骜。”而国学大师程千帆赠诗道：“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聂翁在《致杨玉清信》中慨道：“我也有知者，程千帆教授见赠中有云：‘滑稽亦自伟’，所谓滑稽者，打油也。”可见聂翁对把他的诗称作“打油”高兴地视为“知者”。
钱理群在《二十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一文中，对当代打油诗作了类总结式的评述：“……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着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
下面试赏析几例聂诗的名句：
“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聂诗多用典，但这两句诗几乎是大白话，字面上扣紧“放牛”，其寓意却十分深刻。我们似乎看到在一个手挥响鞭的帝主面前万众奴隶伏地三呼万岁的场面。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林冲题壁》）表面上是写林冲，实际上是作者在言志。脸刻黄金印沦为贱民，面对白虎堂（专政强权的象征）的淫威，“一笑”“心轻”，四个字有千钧之力，掷地有声！使懦弱者读之亦能挺起腰杆来。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林冲题壁》）“涌血成诗喷土墙”，奇句也。这句诗，大多读者着眼于“血”字，而我对那个“墙”字别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文革后期，笔者在粤北山区一间小卫生院工作，旁边就是一所有名的省级监狱，一次路经，一位当地的医生同事指点着介绍道：里面关有不少“政治犯”，这些新的墙就是他们自己砌的。多年后，当我第一次看到聂诗这个“墙”字时，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道“犯人”自己砌来关闭自己的高墙。最近在报上读到有关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时，我的脑海忽然又涌现出这句聂诗。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雪峰》）此一联对仗极工整，用语生动幽默，又是典型的聂体诗，读之令不少过来人大为感慨。聂诗中有不少类似的“以诗存史”的例子。
聂绀弩属于“关在牢里还要写”一类人，但这位被誉为鲁迅后第一流的杂文家，“晚年竟以旧诗称”（他的老友钟敬文挽聂联），何解？此中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前者即所谓大气候，“时势造诗人”（拙句），生正逢时，岂可无诗。聂老赠胡风诗道，“世有奇诗须汝写，天将大任与人担”，大有“时世”“天命”造就奇诗之慨。后者即性情因素，在一切文艺形式中，诗与情的关系最为密切，乃缘情言情之物，用聂翁自己的话来说，“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年来，我恰有这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见《散宜生诗・自序》），这段自白，大显诗人本色。
“苍天已死黄天立，恨不题天万首诗。”（《有答》）聂绀弩很珍惜自己的诗，很看重朋友对他的诗的看法，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的“后记”中写道：“古人哪怕是李白、杜甫，他们的诗都是身后别人替他们搜集的，都是抄本；印刷，笺注就更后了。时代多么不同啊，我的这几首歪诗，谈得上什么呢，却让我及身看到它们的印本、注本”，大有生挂吴剑之慨。聂翁想不到在他辞世后，有位侯井天为他的诗做了大量的工作，《散宜生诗》收诗二百六十二首，而现在在这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我们可以赏读到他“涌血”而成的六百四十首旧体诗，这主要归功于侯井天之力。
奇“探”奇注侯井天
侯井天，其人其事是此书的又一奇，奇在他为聂诗花费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和精力，“字字看来皆是血，廿年辛苦不寻常”！
侯公在一九八六年聂绀弩逝世后第三个月便踏上他“注聂长征”的第一步，他的工作包括拾遗、编年、寻人、查事、集评、加按、注典（包括今典和古典）等方面。
一九八二年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信中道：“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此乃惊世骇俗之言。而侯公注聂有一个环节是寻人、查事。只要有一点线索，侯井天便会跟踪出击，顺蔓摸瓜，或去信，去电话，或寻访（有时是自己不远万里上门，有时是辗转托友代办），套用文革术语，可称为“内查外调”。我曾对侯公说：“您是在开私家侦探社，要破聂诗之‘案’。”侯公听后大笑。通过这些“查案式的考证”，侯井天得到不少与聂诗相关的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的第一手材料。当代人注当代的诗就有这个好处。还有现代的先进通讯交通设施才可能使这种最有成效的注诗法得以付诸实行。“查根问底”并非多余的做法，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评道：“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所论甚是，正好为侯公的做法作一注脚。
在上述列举的工作中，其中拾遗、编年是侯井天对聂诗的最大贡献。
拾遗：经抄家、流放、坐牢、自焚稿等劫，聂诗大量散失，据聂绀弩在《岁暮焚所作》之小记中写道他的诗曾全失去，这样，为聂诗“拾遗”就成了侯公的头等大事，他主要起搜集的作用，“搜”是主动搜求，不放过一个能查到聂佚诗的机会；“集”是朋友们把新发现的聂佚诗送到侯公处汇集。
编年：《散宜生诗》大体上不编年，作者在《岁暮焚所作》之小记中写道，他的诗“均忘其作年，故其次序无意义”。而懂诗的人都明白，不知道某诗的写作时间亦即其写作背景，就不能准确传神地了解诗的原意。现经侯井天多年的考证钩稽，在本书中，很多诗都能注出写作时间了。在本书附录的《注聂心路》一文中，侯井天指出，“聂绀弩旧体诗的创作，集中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一生最后的二十七年间”，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
署名侯井天“句解、详注、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篇》（自费出的准印本）从一九九零年印出第一印本后，到二零零零年已编到“第五印本”，侯公对我说：“注聂到此为止了。”其时他已是高龄七十六岁，我笑答道：“先生保重身体。”
但想不到的是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底，侯公突然来电话告知，《聂绀弩旧体诗全篇》补充了很多新内容，要出第六印本，已出大清样，细校后就可以大功告成了。过了两天，侯公又有电话来，激动地说：“在山西又发现一批聂绀弩的佚诗，我准备到太原走一次，与李玉臻先生会合”。当时，正值全国性的高温天气，我随即问道：“您身体可以吗？”他爽朗地笑道：“还好。”就这样，他七月一号赴山西，七月五号返济南，带回聂佚诗三十六首（其中有两首不完整）。当时没有想到此书会有正式出版之日，我在《又一批聂诗“出土”记慨》一文中写道：“现在又有一批聂佚诗赶上‘尾班车’回归，可以说，在动乱时期流离失所的聂诗家族兄弟姐妹们陆陆续续回到侯井天先生为他们设置的‘家’里来了。而侯公也由六十二岁忙到八十一岁，当我在气温热至三十九度的广州听到老先生要赶赴山西的电话时，忽然想起一句语录：‘这是什么精神？’”
现在应该说一说侯井天本人。
侯井天，山东齐河人，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位十六岁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老革命，解放军的老战士。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从事农垦事业”去了，广义上说，亦是聂绀弩的“北大（荒）同学”。文革期间，还“隔离反省”一年，据称是“大叛徒，日本大特务、三次被开除党籍、四次混入党内的变色龙”。最后的立脚点是“山东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编委，《山东党史资料》副主编，一九八五年离休。其一生亦多坎坷曲折之处。
侯公与我因聂诗而相交二十年了，其间共聚过三次，也对饮过，相谈甚欢，放言无忌，大得不设防之乐。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情中人，为了解聂注聂而“走火入魔”者。
侯井天与聂绀弩是什么关系？这是大家很很感兴趣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的侯井天是一位因被划成“中右分子”而转业的军官，到北大荒“从事农垦事业”，而聂绀弩是“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本书后附录了侯井天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五日的日记，大意如下：那天在虎林，夜间被安排宿《北大荒》文艺编辑室，一进门，见一位身高干瘦的老者先在，我有礼貌地寒暄：“贵姓”，答：“聂绀弩”，老者接着回问我“贵姓”，答“侯井天”。我读《鲁迅全集》碰到聂绀弩这个人名，一九五七年在总政文化部工作，知道北京文化部名人聂绀弩是“右派”。此刻问答，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邂逅无言，至半夜，我悄然离去。
一面之缘，于侯井天印象极深，于聂绀弩则可能根本未记此事，却不知此乃身后第一知己也！（舒芜语）。侯井天还写道：“我和聂绀弩的一面之缘，不过如此，直到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才在心灵上和他熟悉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一面之缘，一个发愿，就足足“辛苦”了二十三年。回应上文，我也答不出这是什么精神，只知道侯公此举是我国诗词史上少有的侠义之举。
奇案奇官李玉臻
此书还有一奇，现在要说到李玉臻（寓真）先生了。李玉臻，山西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近已退休）。正好他懂诗，不是一般懂，而是非常懂，相信这在全国政法界是凤毛麟角。我拜读过他的旧体诗，多是才情兼擅之佳作；还有他评析聂诗的大文，不仅对传统的诗论很熟悉，而且有自己独立深刻的见解，有点意外的是，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诗学观与我这个布衣之士所见略同。他敬重聂绀弩的人格及喜爱聂绀弩的诗。前文曾道聂翁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六年关押在山西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这些诗作为罪证就躺在有关的档案材料内。以权谋“诗”，李玉臻在故纸堆内热心地寻找聂诗，终于使“文物”得以“出土”，经他的手发现的聂佚诗就有五十多首。最近，他还发表了《聂绀弩刑事档案》，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聂绀弩其人其诗有很大帮助。现在，李玉臻发现的聂诗，他的有关评论，还有《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精华部分都收在此书内了。如此奇人、如此奇诗、如此奇事。读此奇书，读者可以领略一下“若受电然”、被震撼、被幽默的感觉，“奇”乐无穷也。
